董卓一生暴虐,屠戮忠良如刈草芥,却独对蔡邕执礼甚恭,盖因其才德兼备,且善以柔道化刚,非徒恃节操以抗权奸者可比。

董卓者,西凉悍将也。灵帝崩后,大将军何进召其入京,欲借兵威胁太后诛宦官。未及卓至,何进已为阉竖所害。卓遂乘隙入雒阳,专擅朝政,废少帝,鸩弘农王,立献帝,淫乱宫闱,残虐士人,朝野震怖,莫敢撄其锋。然于斯时,有一老儒,年逾六十,名动天下,卓竟敛容敬之,言听计从——此人即蔡邕。
《献帝纪》载:卓既为太师,欲称“尚父”,问于蔡邕。邕对曰:“昔武王受命,太公为师,辅周伐纣,功格皇天,故天下尊之曰尚父。今公虽威震四海,然关东未平,车驾未返旧都,遽议此号,恐非其宜。”卓然其言,遂止。后京师地震,卓复问故,邕曰:“地动者,阴盛也;大臣逾制,天示警耳。公乘金华青盖车,远近皆以为非礼。”卓即改乘皂盖车。此非畏死求生之言,实乃以理折之、以礼导之,故能入暴主之耳而不触其怒。
当是时,天下名士多以气节自守,或逃或死,鲜有全身者。何颙、荀爽之流,虽清望素著,终难与卓共语。唯蔡邕不然。彼非无骨,亦非苟且,但知“大直若屈,大巧若拙”。《道德经》有云:“将欲歙之,必固张之;将欲弱之,必固强之。”蔡邕深谙此道,不以硬抗激其暴,而以婉言引其向善,故能于虎穴之中存身,于浊世之际行道。
世人常误以为忠臣必死节,名士必拒贼。然观古之真人,如吕洞宾游市井而不染,张三丰混俗和光而道自存。所谓“和其光,同其尘”,非失节也,乃以大智藏于谦下,以大勇寓于柔顺。蔡邕之于董卓,正类此境。
蔡邕生于汉顺帝阳嘉二年(133年),博学多才,尤精音律、书法、经史。其所创“飞白书”,笔势飘逸如云烟;焦尾琴之制,闻者叹为神工。其文采风流,早播海内,故董卓虽粗鄙,亦知此老非寻常腐儒可比。加之邕不阿谀,亦不峻拒,每有所谏,皆切中时弊而辞气温和,使卓觉其言可用,而非面折廷争之敌。
昔苏子瞻论古之君子曰:“所就者大,则其处之也微。”蔡邕处乱世,不求速死以博清名,而图缓进以济苍生。虽未能挽狂澜于既倒,然于暴政之下稍抑其焰,已属难得。后人读史,不当仅以生死论忠奸,亦当察其用心之微、处世之智。
故曰:董卓敬蔡邕,非敬其位,亦非惧其势,实敬其才、信其言、感其不卑不亢之度。乱世之中,刚极易折,柔则久存。蔡邕之存,非幸也,乃道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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