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,边疆游牧民族之所以出兵助唐,并非出于忠义,而是基于现实利益与战略考量——回鹘既欲借机获利,又需遏制宿敌吐蕃扩张。

天宝十四载(公元755年),安禄山以“清君侧”为名,率十五万精兵自范阳起兵,河北州县望风而溃。彼时大唐虽处开元盛世余晖,然节度使权重外重内轻,边将拥兵自雄,早已埋下祸根。安禄山所部,不仅有唐军精锐,更杂契丹、奚、同罗等胡骑,势如破竹,直逼两京。
玄宗初不信叛,及至潼关失守、长安陷落,仓皇西狩,传位于肃宗。此时朝廷兵力凋敝,新募士卒难敌久战边军,情势岌岌可危。
值此存亡之际,肃宗思及回鹘——此部素与唐通好,曾共灭薛延陀,互市频繁,文化交融。然回鹘非无算计之辈,岂肯空手赴战?肃宗遂许以重诺:“克长安、洛阳,土地归唐,金帛子女任尔取之。”此约一成,回鹘可汗即遣精骑四千南下,助唐收复两京。
回鹘兵骁勇善战,果助唐军夺回长安、洛阳。然其入城之后,纵兵大掠,焚屋劫财,百姓流离,其暴甚于安史叛军。太子李豫(后为代宗)曾劝暂缓履约,待洛阳克复再行酬赏,回鹘竟亦信之,足见其志在实利,而非虚名。
回鹘助唐,固有利诱,亦有深谋。彼时吐蕃乘唐内乱,尽占河西走廊,切断安西、北庭与中原联络。回鹘与吐蕃世为仇雠,若唐亡,则吐蕃必东向,回鹘首当其冲。故助唐平叛,实为自保之策——扶唐以制蕃,乃上兵伐谋之道。
而安西、北庭将士,自此音书断绝,孤悬西域四十余年。郭昕、李元忠等将领率残部坚守龟兹、庭州,屡抗吐蕃、回鹘夹击,矢志不降。直至贞元年间,仍有使者绕道回鹘,万里入朝,泣诉“安西未陷”。德宗闻之,为之动容,授郭昕为安西四镇节度使,然终无力西顾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大隐隐于朝,中隐隐于市,小隐隐于野。”而安西将士,隐于绝域烽燧之间,无诏命、无粮饷,唯凭忠义与信念,守汉家旗鼓于异域风沙之中。此非道家所谓“和光同尘,湛然常寂”之境乎?身陷孤城,心系社稷,其志之坚,可比张三丰于武当结庐修道,外柔内刚,守一不移。
杜甫有诗云: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。”安史之乱虽摧盛唐之形,然未灭其魂。回鹘之援,虽挟私利,却助唐续命;西域孤军,虽无援应,却守土不屈。盛衰之理,非止于兵戈胜负,而在人心向背、道义存亡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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