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明朝禁娼，越禁反而越盛呢原因有哪些

明朝禁娼，越禁越盛，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与人性的张力、经济利益的驱动，以及社会风气的推波助澜。

禁令之下，风月愈炽

洪武初年，太祖朱元璋定鼎金陵，百废待兴。然其一面厉行节俭，一面却于秦淮河畔设“富乐院”，继而建“京都酒楼”，终成“十六楼”之盛。彼时所蓄者，皆为乐籍官妓，才艺双绝，专供商贾宴饮，明令“文武官及舍人不许入院”。若有违者，《大明律》严惩：“凡官吏宿娼者，杖六十……虽遇赦，终生弗叙。”

然法立而不行，禁严而难守。初年天下凋敝，商贾寥寥，反是衣冠济济之官吏，日日流连于笙歌之地。政务荒疏，朝纲渐弛。洪武二十一年，谢缙上万言书，力请“禁绝倡优”。太祖虽从其议，稍加裁抑，然根未除，芽已萌。

至宣德年间，左都御史刘观以狎妓被流，两京十三省之官妓尽废。一时风清，似可永绝。然不过数载，市妓私娼如春草复生，更胜往昔。万历朝有臣奏曰：“今时娼妓满布天下，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……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，谓之‘脂粉钱’。”

三因致盛：纵容、利诱与风气

其一，朝廷实为推手。太祖开国立院，虽后禁之，然已示“娼可为政用”之先例。宣德虽废官妓，却未禁市私，反使地下之业转为课税之源。中晚明财政困窘，脂粉钱竟成常例，禁令徒具虚文。

其二，市井需求日炽。明中叶以降，商品经济勃兴，江南机户、徽州商帮富甲一方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富者求欢，贫者鬻身，娼业遂成“自然之市”。此非独道德之堕，实乃生计所迫、利欲所驱。

其三，士风推波助澜。文人雅集，必携名妓；诗酒唱和，常以青楼为场。柳如是、李香君辈，非但以色事人，更以才情入史。士大夫视狎妓为风流，乃至著书立传，蔚然成风。正如道家所言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”禁欲过苛，反激其滥。

昔吕洞宾尝游岳阳，见市井奢靡，叹曰：“世人逐色如逐鹿，不知鹿死谁手。”又闻张三丰隐武当，有弟子问：“如何断欲？”答曰：“不在断，在化。欲如江河，堵则溃，疏则安。”明朝之禁，恰如筑堤塞川，未导其流，反致泛滥。

故知，娼妓之盛衰，非关一纸诏令，而在世道人心、经济结构与文化习气之综合作用。禁之愈急，遁之愈巧；压之愈深，发之愈烈。此理古今皆然，岂独明朝哉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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