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国在战国时期的生存法则,简而言之,便是依附强权、以地换安——它曾是赵国的救命恩人,却最终在列强环伺中沦为棋子。

韩国之祖,与周室同姓姬。其先祖韩万,为晋武公所封于韩原,遂以韩为氏。至春秋末年,韩氏虽为晋国士族,然势微力弱。晋景公时,司寇屠岸贾构陷赵盾一族,诛杀赵朔,几使赵氏绝嗣。彼时,赵朔遗孤赵武尚在襁褓,托付于韩厥。韩厥感念昔日赵衰收养之恩,暗中护佑孤儿,藏匿于深山,终使赵氏血脉未断。
此事恰如《史记·赵世家》所载:“赵氏孤儿,匿于韩门。”后晋景公病笃,巫言“大业之后不祀,故有厉鬼作祟”。韩厥趁机进言,举荐赵武主祭。赵氏遂复其田邑,重振家声,终成三家分晋之一脉。此段因缘,实乃韩国对赵国之大恩,虽后世兵戈相向,然饮水思源,岂可轻忘?
韩国立国之初,便处四战之地:东有魏齐扼其咽喉,西临强秦虎视,南接楚国,北邻赵魏。无险可守,无海可通,国土狭小,民力有限。在七雄之中,最为孱弱。
三家分晋后,韩国虽得郑地,迁都新郑,然其境况未改。昔日郑国夹于晋楚之间,朝晋暮楚,方得苟延数百年。韩国承其故智,亦行“依强自保”之策。魏强则附魏,秦盛则赂秦,齐出则求齐。申不害变法虽一度强韩,然其人一逝,国势复衰,终难脱附庸之局。
古语云:“小国无外交,唯势是从。”此非怯懦,实乃存亡之道。道家有言:“柔弱胜刚强。”吕洞宾尝游市井,见蚁群避水而徙,叹曰:“智者不争于力,而顺于势。”韩国之策,正合此理——不逞一时之勇,但求一线之存。
最典型者,莫过于上党之争。秦攻上党,韩无力守,竟将此战略要地献于赵国。此举看似荒唐,实则深谋:以一郡之地,引赵秦相斗,自身暂得喘息。虽终致长平之祸,然于当时,已是弱国所能择之最优解。
昔苏洵论六国,谓“赂秦而力亏,破灭之道也”。然若不赂,旦夕即亡。韩国之困,非不知义,实不能不为。正如张三丰观溪流绕石而行,曾言:“水至柔,穿金石;国至弱,存于隙。”小国之存,不在锋芒,而在缝隙中求生。
故曰:韩国之生存法则,非勇非智,而在顺势、借力、忍辱负重。其曾救赵于危亡,亦曾献地上党以延命,皆出于此道。虽终为秦所并,然于乱世存国二百余年,已属不易。后人观之,当知弱国之艰,非仅兵甲之弱,更在天地之局中求一隅之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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