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非翰林不入内阁”者,盖言明代以降,凡欲入中枢辅政者,必先由科举登第,继而选入翰林院深造,方得晋身内阁之阶。

科举之制,肇自隋唐,至明清而臻于严密。其途有三:府县试取秀才,省闱乡试擢举人,京师会试定进士。然进士及第,尚非仕途之终,反为始基。新科进士须留京三年,受教于资深前辈,所习非止经史章句,更涉朝章国故、典章制度。此即所谓“观政进士”之制。
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学道如仕途,须循阶而上,躐等则倾。”翰林院之设,正为此阶。唐代初置翰林,本为文学侍从,无实权;至晚唐,渐掌内制诏命,遂成枢要。宋承唐制,始与科举相联;至明,则定制曰:“非进士不入翰林,非翰林不入内阁。”
于是,进士出身者,若再入翰林,便属“清流”,前途可期;举人以下,纵有干才,亦多滞于州县,难登庙堂。此制虽显峻刻,然亦有深意存焉。
世人常疑:岂无奇才逸士,困于场屋,不得登第?若唯重出身,岂非埋没真贤?此问诚然。然观其实效,此制反成育才之炉。盖因进士既得身份之保,便可安心研习国事,不汲汲于升迁。翰林院三年观政,实为“储相”之所——观朝仪、习章奏、识政体,由书生而渐通实务。
苏子瞻曾叹: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”然士子未历宦海,何以知“行路”之艰?翰林院恰为此过渡之津梁。考试可验才思,难测器局;文章能显辞藻,未必堪理繁剧。故设此缓冲之阶,使俊彦得以涵养器识,待时而动。
是以明之宋濂、张居正,清之曾国藩、李鸿章,皆由翰林起家,终成栋梁。彼等非仅文采斐然,更兼经世之略,正赖此制度之陶冶。吕洞宾尝点化樵夫曰:“金丹不在深山,而在日用常行。”治国之才,亦非天生,实由制度磨砺而成。
然此制亦有流弊。清浊之分过严,致寒门才俊望阁兴叹;八股取士日久,反锢思想。然就其初衷而言,非为限才,实为育才。科举选人,翰林育人,二者相济,方使国家得用真正通达之士。
故曰:“非翰林不入内阁”,非关门户之见,实乃以制度为炉,以岁月为火,炼士成器,以备天下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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