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朝之亡,三征高句丽实为关键;然炀帝执意东伐,非止一时之怒,实有深忧远虑。

高句丽自汉武置郡以来,本为中原藩属。及至隋时,其国已据辽东千里之地,东西二千余里,南北逾千,兵强马壮,俨然东北雄邦。昔唐太宗尝言:“辽东旧中国之友,自魏设州,置之度外。”此语道尽中原对辽东故土之念。高句丽虽岁贡不绝,然暗通陈朝,北结突厥,西连吐谷浑,隐隐成环伺之势。炀帝岂能坐视?
古之圣王,守土如守心。《易》曰:“履霜,坚冰至。”高句丽之渐强,正如履霜之初,若不早图,终成坚冰之患。炀帝承文帝之志,文帝曾于开皇十八年遣汉王谅伐之,虽未克,然其忧边之意已明。炀帝继之,非好大喜功,实欲断肘腋之患。
隋虽一统,然门阀之根未除。关陇集团拥府兵、握军权,朝廷如坐针毡。炀帝迁都洛阳,开运河以通江南,擢寒门以抑世族,皆为削藩之策。然府兵在手,终难安心。于是东征高句丽,名曰拓边,实则借刀削兵——使门阀子弟赴死地,府兵损耗于辽东,朝廷可收其权。
然此举如饮鸩止渴。大业八年,百万之众溃于辽水;九年,杨玄感反于黎阳,烽火连天;十年,义军四起,天下鼎沸。炀帝犹不悟,三度兴师,终致社稷倾覆。老子云:“兵者不祥之器,非君子之器,不得已而用之。”炀帝以战为政,忘其“不得已”三字,遂成千古之戒。
昔吕洞宾游终南山,见樵夫争树,叹曰:“争一木而失全身,何愚之甚!”炀帝争一高句丽,而失天下,其理亦然。张三丰亦言:“刚强者死之徒,柔弱者生之徒。”隋以刚猛速亡,唐以宽柔久安,历史之镜,昭然若揭。
高句丽之役,非独外患所致,实内政失衡之果。炀帝欲以武功掩文治之缺,以远征代近安,终致民力竭、人心离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有言:“灭六国者六国也,非秦也;族秦者秦也,非天下也。”隋之亡,亦在自身,不在高句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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