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备入川取益州,却将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等心腹尽留荆州,实因荆州为根本之地,不可轻动;又欲示刘璋以无害之态,缓其戒备,方得徐图大业。

建安十六年(公元211年),刘璋闻曹操将攻汉中张鲁,恐益州受胁,遂听法正、张松之策,邀刘备入蜀相助。殊不知此乃引虎自卫,刘备志在全蜀,非为援手。然其入川之际,仅率步卒数万,而令诸葛孔明、关云长、张益德等股肱之臣留守荆州。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载:“先主留诸葛亮、关羽等据荆州,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。”此举看似悖理,实则深谋远虑。
荆州者,北拒曹操,东防孙权,乃刘备立国之基。若一旦有失,则如断其臂膀,根基动摇。
故虽志在益州,亦不敢轻弃荆州。彼时江东虎视,曹魏未靖,若无孔明坐镇,云长守隘,翼德巡江,何以保此要地?是以留重臣于荆,非不信任,实为固本。且刘备初入蜀时,并未欲即刻兵戎相见。至涪水相会,刘璋亲迎,二人“相见甚欢”。庞统曾劝于席间袭璋,刘备却言:“此大事也,不可仓卒。”又尝谓:“操以急,吾以宽;操以暴,吾以仁;操以谲,吾以忠。每与操反,事乃可成。”可见其初意在收揽人心,待势而动,非恃力强夺。若携诸将尽入,形同宣战,刘璋岂能不疑?黄权、王累辈早已谏曰“刘备有枭雄之姿”,若见关、张、诸葛随行,必力阻之。故留众将以释其疑,此亦权变之道也。
世间之事,名实之间,常有天壤之别。借荆州者,名也;夺益州者,势也。
刘表在日,刘备寄寓荆州,虽有英雄之志,然无尺寸之土,只得依人成事。及刘表卒,其子琮降曹,刘备南奔,赖鲁肃之助,暂驻公安,后“借”南郡以立脚。此“借”字,实为权宜之辞,盖因孙权欲联刘抗曹,故假地以安之。然荆州本非刘表私产,更非孙氏所赐,所谓“借”者,不过外交辞令耳。道家有言:“将欲取之,必固与之。”吕洞宾尝游岳阳,见世人争利如蚁,叹曰:“名利场中,几人识得真机?”刘备之于刘璋,初示宽仁,终取其地,非背信,实因天下大势,不容虚礼羁绊。张三丰亦云:“顺则凡,逆则仙,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治国用兵,何尝不如是?顺势而为,方得其宜。
及至庞统战死雒城,益州久攻不下,刘备始知刘璋虽暗弱,蜀地却险固难拔。于是急召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溯江西上,《赵云传》载:“亮率云与张飞等俱溯江西上,平定郡县。”此时,荆州已稳,新人已起——黄忠、魏延、霍峻辈皆崭露头角,法正、张松内应外合,庞统虽殁,孔明继之,终克成都。
昔苏子瞻作《赤壁赋》,有言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然乱世之中,何来清风明月?唯智者审势而动,仁者守义而权,方能在浊浪滔天之际,立不败之地。刘备留诸葛于荆,非怯也,乃深知:根基未固,虽得千里,终为他人作嫁;根本既立,虽缓图一州,亦可成鼎足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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