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言官的影响力那么大,他们为什么还是阻止不了明朝的灭亡

明朝言官虽权势显赫、声震朝野，却终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，其根本原因在于：制度之刚，难敌人心之腐；气节之存，终被利欲所蚀。

言官之盛：以死谏天子，以骨撑国纲

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，深知民间疾苦，亦深谙权力之毒。故立国之初，特设都察院御史与六科给事中，品秩虽卑，权柄却重。上可纠劾天子之失，下能弹劾百官之奸，凡国政民生、军务刑狱，无不在其监察之列。此制一出，言官遂成朝廷之耳目、社稷之砥柱。

尝闻吕洞宾游人间，见士人争名逐利，叹曰：“世人但知金玉贵，不知廉耻重千钧。”明朝言官初兴之时，正有此等风骨。嘉靖帝沉迷丹鼎，荒废朝政，御史杨爵冒死直谏，诏狱酷刑几致身死，犹不改其志。同僚继起，前仆后继，终使天子有所忌惮。万历帝偶戏宫苑，闻巡城御史呵声，竟惶然止乐，自言：“吾畏御史。”此非畏一人，实畏天下公议也。

言官之衰：名节尽丧，反成国蠹

然盛极必衰，理之常也。及至晚明，魏忠贤阉党覆灭，东林诸君子一度执掌清议，朝野望治。然未及十年，国势日蹙，言官之弊反甚于前。何哉？盖因真才已尽，伪士盈朝。杨涟、左光斗等忠烈之士，早被阉党屠戮殆尽；所余者，多为沽名钓誉之徒，或受江浙豪商贿托，或借弹劾以市直名。

彼时言官，非复为国计民生而鸣，实为私利门户而争。崇祯帝勤政十七年，日理万机，却困于群臣空谈误国。每有军饷之需，言官辄以“节用”为辞，阻挠加税；及流寇逼京，又无一人能筹一策、募一兵。更有甚者，国破之际，纷纷降清。钱谦益号称“东林领袖”，临水欲殉国，竟以“水太凉”为由退缩，沦为千古笑柄。此非独一人之耻，实乃整个言官群体气节崩塌之缩影。

《道德经》有云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”张三丰真人亦言：“外物不侵，内守方真。”言官之职，本在守正持公，若心为利动，则虽居清流之位，实为浊世之蠹。明之亡，非亡于无谏臣，而亡于谏臣失其本心。

故曰：制度可设，而人心难制；台谏可立，而气节难继。明朝言官之兴衰，恰如一面古镜，照见权力监督之必要，亦映出道德根基之脆弱。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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