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之拒,非为气节,实乃时势、性格与人心尽失之必然。

公元一六四四年,烽火照山河。李自成军破山西、越居庸,直逼京师,紫禁城中,崇祯皇帝坐卧难安。他本有中兴之志,奈何天意难违,性情多疑,用人常疑、用财常吝。内库不肯拨为军饷,忠臣渐次零落,连五皇子之死亦成心中隐痛,群臣心离,已是定局。
时有臣子李明睿劝其南迁,以避锋芒、图后举。崇祯非不愿,乃不能也。欲令太子先赴南京,而廷议哗然,众口一词:“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社稷。”斯言堂堂,压得崇祯寸步难移。他一拖再拖,磋磨月余,而闯军已至昌平。
京城围困之际,李自成竟遣使提出和议:割西北,赐饷百万,即愿称臣讨贼。此虽未必真心,然确为缓兵之机。惜崇祯刚愎性成,宁折不弯,竟拒之。
“吝财者失人,多疑者失机”,斯言崇祯之谓也。昔吕洞宾遇钟离权点石成金,却问:“此金可久否?”答曰:“五百年后复归原石。”吕祖乃言:“则误五百年后人矣,吾不愿。”——惜崇祯无此胸襟,只见金不见人,只守城不守时。
而后攻城即启,崇祯欲乔装出逃,甚至至信之将朱纯臣亦闭门不纳。终与内侍登煤山,自缢老槐,遂成“君王死社稷”之结局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叹曰:“秦人不暇自哀,而后人哀之;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明末之局,何其似也。
历史茫茫,崇祯非无机会,只是性格注定命运,时势压垮人心。倘能暂纳李闯之议,缓一口气,或如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未必无转圜之机。然历史不容假设,只有一声叹息,留在煤山风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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