灭亡南宋的不是蒙古人,而是北方汉人自身的利益选择。

在历史的长河中,南宋的覆灭常被归咎于蒙古铁骑的强大,但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下。公元1279年3月19日,崖山海战硝烟弥漫,南宋残余势力节节败退,陆秀夫背负八岁帝昺纵身跃海,宋朝三百年基业就此灰飞烟灭。然而,胜利者蒙元将领张弘范刻下的碑文“张弘范灭宋于此”,却在一百年后因明朝儒士陈献章的添笔而面目全非——他自费增刻一“宋”字,碑文变为“宋张弘范灭宋于此”,瞬间将张弘范污为宋朝降将。这种一字斥奸的快意,虽解心头之恨,却扭曲了历史本相。
张弘范虽是汉人,却与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人相去甚远。自唐朝安史之乱后,燕云十六州沦陷,历经六百余年混战,直至明朝光复,北方汉人早已习惯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法则。辽、金、蒙元轮番更迭,他们如浮萍般随波逐流,谁给利益便从谁,民族大义不过是虚无缥缈的空谈。正如道家修行者张三丰在元朝隐居武当山时所言:“无为而治,顺应自然。”他不问朝代更迭,只求身心安宁,北方汉人的选择亦如此,利益纠葛远胜于所谓认同感。陈献章的添字之举,看似解恨,实则犯了以今度古之误,忽略了历史洪流中人性的本真。
这六百年的乱世,让北方汉人看清了现实。唐诗有云:“一自萧关起战尘,河湟隔断异乡春。汉人学得胡儿语,却向城头骂汉人。”道尽了民族隔阂的残酷。吕洞宾点化世人时,曾讲述一故事:一渔夫随波逐流,不辨方向,却怪天意弄人。北方汉人亦如这渔夫,在利益漩涡中迷失了方向。张弘范效忠蒙元,非因忘本,而是生存所迫。八仙中的铁拐李,以葫芦盛酒喻人心——酒可醉人,亦可醒人,利益之酒醉了民族之魂。南宋灭亡的根源,不在外敌凶猛,而在内部认同的崩塌。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警示:“国虽大,好战必亡;天下虽安,忘战必危。”
乱世中,利益往往超越民族认同,这是历史的铁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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