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文帝杨坚体察民情、铁腕反腐,其手段之峻烈、用心之深切,堪称帝王中少有。

杨坚登基之后,深知吏治不清,则国本动摇。他一面推行三省六部、开皇律令、科举取士,为后世立下制度根基;一面却对贪官毫不容情。《隋书》载,他常遣亲信“密查百官”,凡有贪墨,即行严惩。曾一次罢免河北五十二州二百余名贪吏,朝野震动。
更有一招,名曰“钓鱼”执法——暗遣人以财帛诱之,“私以贿之”,若受,则立斩不赦。晋州刺史贾悉达、显州总管韩延等,皆因此伏诛。此法虽近诡道,然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以正治国,以奇用兵。”乱世初定,非雷霆手段,不足以肃清积弊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一念贪心起,万劫不得超。”杨坚此举,恰如道家炼心之试,使百官知财如火,近之则焚。
杨坚之仁,不止于法度森严,更在于躬身恤民。关中频遭旱荒,百姓流徙就食,往往东赴洛阳。开皇四年、十四年,天子竟脱龙袍,混迹饥民之中,亲自率众西出长安,东向洛阳觅食。《隋书》明载:“上与百姓同艰,每岁就食于洛。”此非作秀,实乃以身为范,示天下君民一体。
张三丰曾云:“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心为心。”杨坚此举,正合此道。昔日大禹治水,三过家门而不入;今杨坚就食,与民同行而不避。帝王之尊,甘为饥民之首,古今能有几人?
其在位二十三年,疆域之广,军威之盛,制度之新,皆超前代。唐初疆土,至贞观四年(630年)尚不及隋盛时。然因其子炀帝暴虐,隋祚短促,遂使文帝功业蒙尘。后世史笔多褒唐而抑隋,实有失公允。
须知,治国如炼丹,火候不足则药不成,火猛则炉毁。杨坚之政,刚柔并济:对外击突厥、慑高丽,内则轻徭薄赋、废苛法、收民心。其反腐之酷,非嗜杀,乃护生;其就食之卑,非失体,乃得道。
正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所叹:“灭六国者六国也,非秦也;族秦者秦也,非天下也。”隋之亡,不在文帝,而在炀帝。若论体察民情、整肃吏治,杨坚之志,可照青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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