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之所以称朱瞻基为“守成贤辟”,并为其正名,实因宣德之治确有可观之绩,非后世野史所污蔑的“蟋蟀皇帝”可比。

朱瞻基即位之初,内忧外患交迫。其叔汉王朱高煦恃功生骄,竟举兵反叛。朝中或有劝以遣将讨之者,瞻基却断然曰:“汉王欺我年少,料我不敢亲征。若遣将,彼必以厚利诱之,祸不可测。”遂御驾亲征,兵锋未至,叛军已溃。此举非惟胆略过人,更见其洞悉人心、掌控全局之能。昔吕洞宾尝言:“大丈夫处世,当如龙行云起,不动则已,动则震九霄。”朱瞻基之出征,正合此道。
《明史》载其“纲纪修明,仓庾充羡”,非虚誉也。彼时天下疲敝,尤以江南为甚。苏州一府,积欠税粮竟达八百万石,足抵三年之额。然瞻基不事苛敛,反躬身问农,察赋税之弊,纠征解之隙,又设商税以纸钞收之,缓通货之急。此等务实之策,使民气渐舒,蒸蒸然有治平之象。
后世野史,多以“蟋蟀天子”讥之,甚至编造其与臣争妓、索求房中药等秽语,实乃无稽之谈。稍通史识者,岂不知此等段子,不过市井谑浪,借帝王之名以博一笑?朱瞻基工书画,精音律,所作《武侯高卧图》《三阳开泰图》至今藏于故宫,笔意清雅,气韵高古,岂是庸碌之徒所能为?
至康熙二十九年,圣祖览明史诸书,见对宣宗多有贬抑,怫然不悦,乃召大学士谕曰:“洪武开基,宣德守成,皆励精图治,垂范后世。若深求刻论,非朕所忍为也。”遂命重修《明史》,务求公允。自此,史官笔下始有“帝之英姿睿略,庶几克绳祖武者欤”之赞——此非徒美其貌,实彰其文治武功之实绩。
张三丰尝言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,火候太过则焦,不及则生。”朱瞻基之政,恰在火候之中:罢交趾之役,息兵养民;整饬吏治,不尚苛察;崇文重艺,涵养士风。故宣德一朝,无大乱,无党争,百姓安业,四海晏然。诚如《国史大纲》所言:“明之治世,莫盛于仁宣。”
观其一生,非惟守成,实有开创之功。帝王而兼艺术家,非但不误国,反以文心润政道,使大明之治如春阳煦物,温而不烈,久而愈醇。后人若只记其斗蟋蟀,而忘其安社稷、恤黎元之实,则真可谓“买椟还珠”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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