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丕一继魏王之位便急行禅代,实因内忧外患交迫,尤以魏讽谋反为导火索,不得不速正名分以安内外。

建安二十四年(219年),关羽北伐,水淹七军,威震华夏。中原人心浮动,忠于汉室者蠢蠢欲动。时魏讽为丞相府西曹掾,素有才名,口若悬河,邺城士人多倾心于其言。然此人暗怀汉心,竟与长乐卫尉陈祎密谋袭取邺城,欲迎献帝复辟。所幸陈祎临事惶惧,向世子曹丕告发。曹丕迅即发兵,诛魏讽及其党羽,连坐死者数千。
此事看似平定,却如寒泉入骨,令曹丕彻夜难安。魏讽非外臣,乃曹操亲署之属官,本当效忠丞相,却反戈一击,足见“名分未定”之弊。昔者《易》曰:“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”曹丕深知,若仍以魏王之名居汉臣之位,忠汉之士必视其为篡逆,伺机而动;而己之部属,亦或生二心。
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,然终其一生未敢僭越,盖因天下未定,名节尚重。然至曹丕继位,形势已变:外有孙权据江东、刘备据巴蜀,虎视眈眈;内有旧臣宿将,多历战阵,未必尽服少主。曹丕年未而立,资望未隆,若不速正大位,恐难统御群雄。
故其登基之举,非贪天子之尊,实为断绝汉室复辟之念,收束人心于一统。禅让之后,立封汉献帝为山阳公,“食邑万户,奏事不称臣”,既示宽仁,亦绝觊觎。此正如道家所言:“将欲歙之,必固张之;将欲弱之,必固强之。”表面优待,实则釜底抽薪。
相传吕洞宾尝游洛阳,见宫阙巍峨而叹曰:“帝王之业,不过百年;丹砂之妙,可驻千秋。”然世间事,各有其时。曹丕非不知天命无常,然处乱世之局,不得不以权济道。其称帝后,拜贾诩为太尉,华歆为相国,王朗为御史大夫,又擢司马懿、陈群等心腹,使文武各得其所。众臣亦知新朝既立,功名可期,遂同心辅佐,魏室乃安。
是以观之,曹丕之急行禅代,非轻率之举,实乃洞察时势、权衡利害之后的必然选择。若迟疑不决,恐内乱先起,外敌乘隙,曹魏基业或将倾于一旦。古人云:“当断不断,反受其乱。”此之谓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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