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举千年,选士取才,本为国家抡才大典,然其间奇事迭出,令人莞尔,亦足警醒后人。

北宋仁宗朝,苏轼、苏辙兄弟并称文苑双璧。嘉祐二年,二人同登会试,将赴殿试。孰料临考前,苏辙忽染沉疴,卧床不起。其兄忧心如焚,而宰相韩琦尤甚,遂上奏曰:“今岁举子,轼、辙声望最著,若弟不得与试,实负天下之望。”仁宗素重文士,竟允所请,特旨推迟殿试二十余日。自是而后,殿试恒定于九月举行,史载“自后试科并在九月”,此一改易,竟成定制。
此事看似荒诞,实则深契宋人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之精神。昔吕洞宾尝言:“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。”然若无明主识珠、贤相护玉,纵有锦绣之才,亦恐埋没尘埃。仁宗一句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”,非独喜其文采,更见其识人之明。
正德十五年,明武宗巡幸江南,乐而忘返。京师贡士云集,待殿试如渴。然天子远在苏杭,豹房笙歌未歇,岂念寒窗十载?及至銮驾北返,已届次年正月,未几竟崩于豹房。国丧期间,礼乐俱废,科举遂停。直至新君即位,方补行殿试,延迟竟逾一年。此非制度之失,实乃人主轻慢国典之果。
观此一事,不禁令人想起张三丰真人所叹:“世事如棋局局新,功名似纸片片轻。”帝王一念之嬉,竟使天下士子蹉跎岁月,岂不悲哉?
王士禛者,清初诗坛巨擘,号渔洋山人。顺治十二年,会试高中第五十六名,本当入殿对策,却拂袖归乡,但言“志在诗道,不欲逐禄”。其任性处,恰如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——他人争名于朝,彼独求道于野。后人评其诗“神韵清远”,或正源于此超然之志。
蔡元培早岁亦曾中贡士,然自忖书法不佳,恐殿试因字黜落,竟弃考而去。其《自写年谱》云:“留待下科,仍偕友出京。”此非怯懦,实乃知止之智。古人云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”字虽小技,关乎终身,宁缓勿滥,亦见其慎。
科举之制,本为衡才,然人事纷纭,或因病延试,或因君怠政,或因志在林泉,或因自省不足。奇葩者,非事之奇,乃人心之异也。千载之下,当思:取士之道,贵在得人,而非拘于形式。正如《易》所言:“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。”若徒守程式而失其本,纵有万卷经纶,亦不过纸上空谈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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