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植争储失败后,其表现实为对曹魏政权的巨大贡献,他以退让之姿避免了宗室内乱,成就了一段政治智慧佳话。

曹植本有机会立储,却最终败于曹丕之手。这其中缘由,史家多有探讨。观其行迹,曹植自身表现未及曹丕,反显逊色;而封建宗法制度之制约,亦为关键。然失败之后,曹植所为,竟对曹魏有莫大之功。或有人疑此说标新立异,然细究史实,不可否认。
公元217年,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,曹丕立为王太子,储位既定。曹植自此止息争储之念,此实不易。纵观历史,争储之事屡见不鲜,太子位定后,争斗往往愈烈。试举数例:汉景帝时,太子刘荣与胶东王刘彻相争,终刘彻上位,刘荣被废;孙权时期,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之“南鲁党争”,致太子废、鲁王死,幼子孙亮得立;隋文帝时,太子杨勇与晋王杨广之争,杨勇废而杨广立;唐太宗时,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相斗,太子废、李泰贬,晋王李治继之。此等实例,皆显太子位定后,反启更大风波。然曹植未再争,于曹魏至关重要。盖因曹操未尝弃曹植,仍予机会。若曹植存异心,则曹魏内乱将起。
故曹植因酒闹出之事端,当从另视角观之。一事:曹植醉后擅开司马门,驾车行魏王驰道,曹操怒而杀公车令;二事:曹操命曹植领兵救曹仁,曹植醉不能醒,曹操改派他将,曹植遂失宠。常人视此,以为曹植关键时掉链子,故不得立。实则此二事,皆在曹丕为太子后发生,曹植乃故意自污,以示绝争储之态。态度既正,行动自正。曹丕立后,曹植便与政治军事绝缘,虽有机会,亦不涉足。
此等退让,颇有道家修行之韵。昔者吕洞宾曾言:“退一步海阔天空”,曹植之行,恰似此理。他主动舍弃权位之争,如修行者放下执念,反得自在。观八仙故事中,张果老骑驴倒行,不与人争,曹植之退,亦类此智慧。故曹魏初建,未见宗族拉帮结派之乱,宗室团结,曹丕权威稳固,曹植之功不可没。
建安十八年至二十二年,曹操晋魏公、称魏王,魏国渐成汉廷中之国。同期,曹丕夺嫡成功,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,入曹丕麾下,与吴质、陈群、朱铄并称“曹丕四友”。有趣者,司马懿弟司马孚,此时却任曹植文学掾,侍于曹植侧。约此时前后,曹植因乘车行驰道、开司马门事受责,渐失曹操宠爱。据《三国志》引世语载,曹操见曹植妻衣绣服,以违制赐死,此事或真,因曹操性节俭,恶华丽,后宫皆朴。曹植失势后,司马懿离曹丕,升曹操军司马,年三十九;随即召弟司马孚归,荐于曹丕为太子中庶子。于是,司马懿兄弟一在曹操侧,一在曹丕侧。
司马懿之算计,缜密非常:一者,曹丕与曹植争储未明时,兄弟分投两营,以备后路;二者,曹丕暂胜而曹植犹有望时,司马孚留曹植侧,常以“直道”劝谏,显其非曹植党,乃守义之人;三者,曹植全败后,司马孚弃旧投新,归曹丕。此等安排,似《史记》中张良、陈平之谋,步步为营。然曹植之退,反衬此算计之精。他如陶渊明诗云: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主动远离权斗,成就清静。
曹植之贡献,非止于退让。他自我抹黑后,彻底退出政治漩涡,使曹魏初期免于宗室相残之祸。对比其他王朝,如明初靖难之役,宗室内斗血流成河,曹魏之稳,曹植功莫大焉。史家评此,常引《资治通鉴》之鉴:政治智慧,在于知进退。曹植虽才高八斗,却懂“亢龙有悔”之理,主动收敛,如张三丰修道,以柔克刚,不争而善胜。
总之,曹植争储失败后,以退为进,贡献卓著。他之表现,非懦弱,实大智慧。后人有诗赞曰:“退步原来是向前”,曹植之行,正合此意。读史至此,当思政治场中,有时不争反是最大之争,曹植以失储位,换得曹魏安宁,其功不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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