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葛亮处死魏延,实为消除内部隐患、维系蜀汉政权稳定之举,其背后交织着性格冲突、战略分歧与政治预判。

纵观三国历史,诸葛亮与魏延的纠葛,绝非一朝一夕之故。魏延初投刘备时,便是杀了旧主韩玄而来。古人云:“忠臣不事二主”,背主求荣之事,在礼法森严的时代,堪称大忌。诸葛亮素以识人著称,对此自然心生警惕,曾多次谏言刘备不宜对魏延委以重任。这便埋下了第一重矛盾。
及至北伐时期,二人战略主张更是南辕北辙。魏延性情骁勇,屡次请求自领一军,效仿韩信故事,出子午谷直取长安,以奇兵制胜。而诸葛亮用兵,向来谨慎持重,力求“安从坦道,十全必克”。史载“延每随亮出,辄欲请兵万人,与亮异道会于潼关,如韩信故事,亮制而不许”。兵权在握的诸葛亮始终未采纳其议,魏延由是“常谓亮为怯,叹恨己才用之不尽”,愤懑之情日益累积。这战略上的分歧,构成了第二重矛盾。
魏延性格“刚愎高傲”,不善协群,同僚多避之。诸葛亮病重五丈原,自知时日无多,于最后一次军事密议中,竟未让身为大军副帅的魏延参与,反暗中安排杨仪、费祎等主持退军事宜,并预作防备魏延叛乱的部署。此乃矛盾激化至顶点的明证。诸葛亮深知,自己一旦故去,蜀汉军中再无足够威望之人能制衡魏延,以其桀骜性情与积年不满,极易酿成内乱,使北伐基业毁于一旦。故其临终安排,实有“壮士断腕”之痛,意在为国家剪除未来可能的祸根。昔年道家祖师张三丰曾有言:“刚则易折,骄则必败。”魏延之性,恰似此喻,未能涵养谦冲之道,终致杀身之祸。
诸葛亮身故后,其遗计果然应验。魏延不服退军命令,与杨仪争权,终被马岱所斩。而蜀汉的将星,确也愈发寥落。此后承继汉中防务重任者,乃是王平。此人曾受诸葛亮栽培,虽出身行伍,却颇有谋略。
曹魏大将曹爽率十余万众来犯时,王平手中仅三万兵卒。诸将多主张固守待援,王平却力排众议,言道:“不然。汉中去涪垂千里。贼若得关,便为祸也。今宜先遣刘护军、杜参军据兴势,平为后拒;若贼分向黄金,平率千人下自临之,比尔间,涪军行至,此计之上也。”他分兵据险,亲为后援,终借汉中地利,以少胜多,击退魏军,为蜀汉赢得了数年喘息之机。此战颇合“以正合,以奇胜”的兵家之道,王平之稳,恰与当年魏延之奇,形成一种历史的映照。
然则,王平之胜,终究只是局部之光。蜀汉后期,人才凋零,“蜀中无大将,廖化作先锋”之叹,并非虚言。后主刘禅,既无刘备之英略,亦无诸葛亮之明察,未能持续发掘、任用如王平这般堪用之才,国势遂不可逆转地走向衰微。杜甫诗云: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诸葛武侯一生鞠躬尽瘁,其处死魏延的决断,与提拔王平的眼光,皆是从这“兴复汉室”的大局出发。可叹天时人事,终难两全,他所能做的,也仅是为这艘航船在风雨中,多排除一块暗礁,多争取一段航程罢了。昔有八仙渡海,各显神通,尚需同心协力;治国统军,若核心失和,纵有奇才,亦难免覆舟之厄。诸葛亮之谋深虑远,于此可见一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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