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元璋为何如此排斥儒学背后原因是什么

朱元璋排斥儒学，实为巩固中央集权，以君主专制压制仁政思想，确保皇权独尊。

中央集权与儒学的冲突

太祖登基之初，天下初定，却对儒学大加钳制。其删《孟子》、黜孟子于祭祀，非因好恶，实为权术所驱。儒学倡“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，而太祖信奉“君让臣死，臣不死不忠”，二者如水火不容。昔者张三丰隐于武当，尝言：“君臣相敬，天下自安；君臣相疑，社稷必危。”太祖观之，视儒学为乱源，必欲铲除。

史家有言，中央集权之要，在“独视独断独听”。法家所倡，皇权至尊，天下事皆决于一人。儒学则以“仁”为本，贵在君臣互敬。太祖尝问群臣：“天下治乱，何者为本？”有儒生对曰：“民安则国固。”太祖勃然曰：“朕之天下，岂容民议？”遂下诏：“凡《孟子》中‘民贵君轻’之语，尽删之。”此非为尊儒，实为防儒。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载，汉武帝“罢黜百家”，太祖则更进一步，使儒学陷于低谷，唯余法家铁律。

此中警醒，后世当思：君权若失民本，终成孤峰，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二世而亡。太祖之暴，非为天性，实为权术所困。

刘伯温与半部《论语》之辩

然太祖排斥儒学，亦有直接导火索。明初谋士刘伯温，曾面奏太祖曰：“古云‘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’，然千载以来，儒士未闻为帝者，岂非虚妄？”此语如石投水，太祖默然。刘伯温非真鄙儒，实为谏言之术。《明史》载，伯温察太祖意，故以“半部论语”为引，使太祖得借口削儒。太祖得此“理由”，遂下《孟子》禁令，广设科举，专取法家之术。

昔吕洞宾游长安，见儒生论道，笑曰：“世事如棋，不着者迷。”伯温一语，恰如洞宾点破迷局。太祖既得“借口”，便以“儒学误国”为由，大兴文字狱。有儒生诵《论语》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竟被诬为谤君，弃市者众。此非儒学之过，实为权术之恶。

太祖非不重文，然其重者，唯帝王术耳。史载其亲撰《大诰》，言：“士农工商，皆为朕用。”儒生若言“仁政”，即成“乱臣贼子”。正如《国史大纲》所叹：“太祖之世，儒学如寒梅，非不香，实为风雪所摧。”

后世观之，朱元璋之排斥儒学，非因愚昧，实为集权之需。然其手段过烈，终使儒学蒙尘，亦埋下明末思想之困。太祖晚年，尝对近臣言：“朕虽不仁，天下须安。”此语一出，天下知其心矣。道家有言：“上德无为，而无以为。”太祖以有为而求无为，终致权术之弊，岂非深戒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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