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朝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源,深植于中华文明对农业的天然依赖与历史经验的沉淀。

华夏大地,北有黄河,南有长江,二水横贯东西,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。冰川融水携养分泥沙,灌溉中下游沃土,如《诗经·豳风》所叹:“七月流火,九月授衣。春日载阳,有鸣仓庚。”先民依水而居,东西流向使流域同处气候带,定居之便,遂成农耕之基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载:“河出昆仑,浊流千里,沃野千里。”原始社会,先民掘地储种,观四时之变,知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,始有意识农事。道家吕洞宾游历终南山,见农人顺天时而作,悟得“天人合一”之理,尝言:“春耕夏耘,秋收冬藏,不违农时,乃天地之道。”此非独为生计,实为文明基因。
汉初承秦末战乱,高祖驾前“马色不齐”,民生凋敝如《汉书》所记:“天下初定,民失作业,而大饥馑。凡米石五千,人相食,死者过半。”匈奴北扰,羌人西叛,军粮为急。时人见商贾囤积居奇,哄抬物价,兼并田土,“一米千钱”,扰乱民生,此乃国之大患,不抑则乱。武帝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儒家重义轻利,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《论语》),商人渐被视作“小人”,社会价值观为之转变。《管子》有云:“农事未起,衣食不足。”汉廷遂定“重农抑商”,以小农经济为国本。张三丰在武当山传道,教人“顺四时而种,不违天时”,其言暗合汉政:“农桑之利,国之大本也。”
此制非权宜之计,实为历史必然。先民依江河而生,农事成于天时地利;汉初困局,亟需稳定粮源以安社稷。《资治通鉴》评曰:“天下之本在农,农安则国固。”重农抑商,非抑商之罪,实为护农之策,以保黎庶温饱,固社稷根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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