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高宗李治并非懦弱昏庸,实为开创“永徽之治”的明君,其功业不逊太宗,疆域之广更超前代。

李治,太宗第九子,贞观二十三年(649年)即位。初承太宗遗制,李绩、长孙无忌共辅朝政。高宗勤于庶务,不喜兴土木,不信方士长生之术,如吕洞宾炼丹不求永生,唯修心养性,故能致治。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永徽之政,百姓阜安,户口滋殖。”其时亲擢辛茂将、卢承庆等贤臣,文治武功并举:灭西突厥、百济、高句丽,疆域达极盛,实为太宗未竟之业。《诗经·大雅》有云:“民亦劳止,汔可小康。”永徽年间,百姓得享安宁,正合此意。
张三丰曾论道:“大道至简,不假外求。”李治深契此理,不惑于浮华。永徽年间,他躬行节俭,常言:“朕非好逸恶劳,但惜民力耳。”《国史大纲》称其“有知人之明,能去浮华而务本”。灭高句丽后,唐廷不复征伐,以怀柔安边,此非懦弱,实为远略。史家赞曰:“永徽之治,贞观遗风,几于再造。”
然李治之名,常被后世曲解。范文澜谓其“昏懦”,实因《新唐书》受太宗与武则天光环所蔽。太宗“贞观之治”光耀,武则天“则天革命”夺权,李治居中,功业反被遮掩。更者,宋后男权膨胀,士大夫难容武后,遂连累李治。史载高宗晚年目疾,常不能决,故托武则天,此非昏庸,实为权谋——以武制关陇集团,非失权也。如汉高祖托孤吕后,岂能言其昏?《史记》有言:“明主不因人废言,不以言废人。”
李治临终遗诏:“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,请天后处理决断。”此非怯懦,实为深谋。武则天之能,反证李治之明。若非其知人善任,何来“天后”之治?后世以武则天之功贬低高宗,犹见赤壁之战后,不思周瑜之谋,反责孔明借箭,岂非本末倒置?《赤壁赋》云: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,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。”历史之误,常因视角偏狭。
太史公曰:“善战者,不怒;善胜者,不争。”李治以病弱之躯,驭万邦之局,不慕虚名,唯求实绩。永徽之治,非仅“贞观遗风”,实为盛唐之序章。其不愧于大唐,不愧于史册,更不愧于天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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