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周虽存五百余年,却始终未能重振王纲,其根由不在天命,而在地势与人心之失。

西周之盛,凭恃关中与洛邑两大腹心——长安控扼西北,洛阳居天下之中。此二地山河环抱,沃野千里,实为王业之基。然自平王东迁,弃宗周故土,仅守成周一隅,已如断翼之鹏,虽有九五之尊,难展冲霄之势。
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:“平王立,东迁于洛邑,避戎寇。”此非权宜之计,实乃国运之转折。自此,周室所辖不过今河南中部弹丸之地,四顾皆强邻:郑据新郑,卫守朝歌,晋扼太行,楚窥南阳。天子举目,无寸土可垦,无荒原可辟。
反观秦、晋、齐、楚诸国,皆处边陲,地广人稀。秦据陇右,蚕食西戎;晋拓汾河,吞并群狄;齐收东夷,渔盐自富;楚并江汉,南服百蛮。彼等如春苗得雨,数世经营,遂成巨擘。而周室坐守中原熟地,如老树盘根,枝叶虽繁,再难抽新芽。
周天子虽失其实,犹握其名。齐桓公“尊王攘夷”,受胙于葵丘,方得号令诸侯。然此“尊”字,不过借壳上市之术。管仲曾言:“招携以礼,怀远以德。”然礼乐既衰,名器遂成交易之资。诸侯表面执臣礼,内实视王室如赘疣。
道家有言:“鱼不可脱于渊,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”周室却将“天子”之名反复授予霸主,如吕洞宾点石成金,初时济人,久则金尽。名分既滥,威信自隳。至战国时,周王甚至需向诸侯“告饥”求粟,尊严扫地。
昔张三丰论治国,尝比之炼丹:“火候太过则焦,不及则生。”周室恰如丹炉久冷,既无猛火以振颓纲,又乏文火以养元气。诸侯则如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——或以法家强兵,或以纵横连横,唯独无人再念镐京旧梦。
最可叹者,非无复兴之机,而在君王之志。当晋文公践土会盟,尚请天子临莅;至楚庄王问鼎轻重,周使竟只能以“在德不在鼎”搪塞。五百年间,二十余王,或耽于享乐,或困于内斗,竟无一人效勾践卧薪、秦孝公变法之志。地理之困可破,人心之怠难医。
故曰:瘦死骆驼虽大,若筋骨已朽,纵有骏马环伺,亦不过供人凭吊而已。东周之局,非天亡之,实自弃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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