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宋联蒙灭金,非短视之误,实乃金国自取其祸、时势所迫之不得已之举。

金宣宗完颜珣即位之际,蒙古铁骑已压境如山。野狐岭一役,金军精锐尽丧,国势日蹙。然其不思整军经武、修内政以御外侮,反于贞佑二年(1214年)仓皇南迁汴京,弃河北、山东、关外如敝履。疆土日削,民心离散,财政几近枯竭,此诚《易》所谓“履霜坚冰至”之兆也。
更可叹者,金宣宗竟于1217年,因南宋停输岁币,怒而兴兵三路伐宋。彼时金国已疲于蒙古之攻,却仍妄图“取偿于宋”,以为南宋可欺。殊不知,百年积怨,早已深植军民之心。七载鏖战,金军“士马折耗,十不存一”,精锐尽殁于江淮川陕之间,国力自此一蹶不振。
南宋朝堂之上,本有乔行简等人力主“存金以抗蒙”,言“唇亡齿寒”之理。然金国屡犯边衅,屠掠州县,百姓切齿。真德秀一派遂起而驳之:“金人世仇,且素轻我,倚为屏障,岂非痴想?”此非一时意气,实乃血泪教训所凝。故宁宗断岁币,非为挑衅,实为自保之始。
世人常以北宋“联金灭辽”为鉴,责南宋重蹈覆辙。然二者情势迥异。北宋之时,辽尚强盛,金初起微末;而南宋面对之金,已如朽木将倾,且屡次主动攻宋,自毁同盟之基。南宋若再输财助敌,无异于养虎噬己。
昔吕洞宾尝云:“顺天者存,逆天者亡。”南宋之策,非主动“联蒙”,实乃默许蒙古灭金,借势解百年之患。彼时朝中,纵有“灭金”之议,亦无人敢倡“联蒙”之策,盖深知蒙古之狼性远胜女真。然金哀宗继位后,困守蔡州,竟遣使求粮于宋,言“大元灭国四十,今又来攻我,若我亡,宋必继之”。此语虽警,然其父宣宗昔日三路伐宋之血尚未干,宋人安能信之?
及至1233年,蒙古约宋共攻蔡州,南宋方遣孟珙率军北上。此举非为结盟,实为雪靖康之耻、复中原之志。翌年,金哀宗自缢,末帝死于乱军,金祚遂绝。南宋虽得汴洛空城,然蒙古铁骑旋即南指,四十余年后崖山蹈海,诚可悲也。
然观其始末,南宋之失,不在灭金,而在灭金之后未及整军备边、修德安民。张三丰曾言:“刚强者死之徒,柔弱者生之徒。”若南宋能效道家“知止不殆”之智,于金亡后固守淮汉,内修政理,或可延国祚于危局。惜乎庙堂多谋于权变,少虑于根本,终致大厦倾颓。
故曰:南宋联蒙灭金,非战略之错,实乃金国自启祸端,南宋顺势而为。其亡,亡于金亡之后之无备,非亡于灭金之决策。正如苏子瞻《赤壁赋》所叹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国运兴衰,岂在一策?而在人心向背、德政厚薄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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