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高宗之所以让武后参政,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健康状况恶化与政治信任的逐步转移,并非出于昏庸懦弱。

世人常以“昏懦”二字轻断唐高宗李治,实则大谬。太宗英明神武,岂会以庸劣之子付托社稷?观其立储之言:“泰立,承乾、晋王皆不存;晋王立,泰共承乾可无恙也。”此非深谋远虑乎?遂以仁孝之名,定李治为嗣,群臣亦称“晋王仁孝,当为嗣”。足见其非等闲之辈。
即位之后,高宗日日临朝,勤于政事,远胜太宗晚年三日一朝之制。他初登大宝,即下诏曰:“朕初即位,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,不尽者更封奏。”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内,问民疾苦,询政得失。又禁买卖口分田、永业田,使户口由贞观末不足三百万增至永徽三年三百八十万,物价平抑,仓廪充实。
《易》云:“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高宗虽无太宗之雄略,然能守成持正,外伐突厥,内修制度,设单于、瀚海二都护府,遣苏定方雪夜擒沙钵罗可汗,西域尽归版图,国威远播,何昏之有?
然高宗之变,始于风疾。自显庆以后,头眩目瞀,不能视朝,政事渐委于武后。非因其懦,实因力不从心。彼时宰相如长孙无忌、褚遂良,皆太宗旧臣,权重势盛,高宗欲自专而不得。废王立武,非独宠武氏,实为削元老之权,夺回皇纲。故贬褚遂良、逼吴王恪自尽,皆出高宗亲断,非武后所能擅为。
后世史家多受《新唐书》影响,谓高宗“昏懦,牵于武氏”,然细察其事,武后初参政时,每奏事,高宗必览而后行;若不合意,辄驳回重拟。直至仪凤年间,高宗病笃,始令武后“决百司奏事”。此乃权宜之计,非甘为傀儡。
道家有言:“知人者智,自知者明。”高宗深知己力将竭,而国不可一日无主,遂择最信之人代劳。此非愚昧,实为无奈之明断。昔吕洞宾尝言:“顺其势,养其气,待时而动。”高宗之托政于武后,亦类此理——非不知其险,实无更好之选。
故曰:高宗之用武后,非因昏懦,乃因病笃权衡、信任所寄。后虽篡唐,然其初参政之际,高宗尚握大柄。若论责任,不在高宗之弱,而在制度之缺与人性之难测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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