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其重才轻德,失了人心根本;其志在一家,而非天下,故士子难附。

曹操一生,求贤若渴,三颁《求贤令》,言辞恳切,甚至直言“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”者,吾皆举之。这在当时,无异于平地惊雷,将汉家四百年“举孝廉”的牌坊砸得粉碎。他确实网罗了郭嘉、荀彧等一大批奇才,帐下谋臣如雨,猛将如云,成就了一番霸业。然而,为何这“唯才是举”的旗帜,终究没能聚拢天下士子之心?这背后,藏着德与才、公与私的深刻博弈。
南怀瑾先生常言,德是根本,才是枝叶。根深则叶茂,无根之木,纵使一时繁花似锦,终难逃枯萎的命运。曹操的“唯才是举”,恰恰是重枝叶而轻根本。他过分信赖理性的力量与个人的才干,认为一切皆可由能力摆平。这在乱世之中,确实是高效的生存法则。但天下士子,尤其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读书人,他们所求的,不仅仅是一个施展才华的饭碗,更是一个安身立命的道场。
诸葛亮治蜀,靠的是什么?并非仅仅是高官厚禄,而是一种“兴复汉室,还于旧都”的道德理想。这面大旗,凝聚的是人心,是希望。它告诉每一个追随者,我们所做之事,上承天命,下安黎庶,是为公义。而曹操这边,他打破了道德的束缚,却也同时抽掉了士子们精神上的支柱。当“不仁不孝”都可以成为入仕的通行证时,许多读书人会感到一种价值的迷失。他们可以为一时之权贵效力,但很难从内心深处生出真正的认同与追随。这就像一艘大船,船长技艺高超,船坚炮利,却不知航向何方,乘客们又怎能安心?
更深一层的问题,在于曹操的“天下”究竟是谁的天下。原文中提到,“如果说曹操唯才是举是为了统一天下的话,那么统一以后天下的样子,曹操没有想,也来不及想。”此言切中要害。士子们投效明主,所图者,乃是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抱负,是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。他们希望自己的才学,能用于“公”,而非“私”。
曹操的行事,处处透着一股“为我所用”的霸气。他需要人才,是为了扫平群雄,巩固曹氏一族的统治。这天下,仿佛是他个人的猎物。士子们在他麾下,更像是一枚枚精巧的棋子,而非共建宏图的伙伴。这种感受,是致命的。这便如同道家修行里的故事,
传说吕洞宾真人初遇汉钟离时,钟离权想传授他点石成金之术,并问:“点石成金,可济世利物,汝愿学否?”吕洞宾反问:“此金将来会变回石头吗?”钟离权答:“三千年后,方会变回。”吕洞宾当即拒绝:“吾不愿误了三千年后的人!”
吕真人所虑,是千秋万代之后的事,是“公心”。而曹操的唯才是举,着眼点却是当下的功业,是“私心”。格局高下,立判分明。当然,我们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曹操。从《史记》的笔法来看,人物本就复杂。曹操打破世家大族对官位的垄断,提拔寒门子弟,于历史有大功。他让许多被埋没的人才得以一展抱负,这本身也是一种“公”。然而,这种“公”是建立在“私”的框架之下的。他就像一个技艺绝伦的工匠,打造了一座华丽无比的宫殿,但这座宫殿的产权,永远只属于曹家。天下士子,不过是这座宫殿里最优秀的工匠和装饰罢了。
最终,曹操的“唯才是举”成就了他自己,却未能开创一个让士子们甘心奉献、托付终身的时代。他赢得了天下的人才,却终究没能赢得天下的人心。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感叹:“
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
”曹操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,但他的遗憾,也如这东逝之水,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。才与德,公与私,这道历史的考题,至今依然沉重。本文地址:http://www.dadaojiayuan.com/lishitanjiu/3732.html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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