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长河,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。然若论春秋五霸中谁才是货真价实的真霸主,说到底,不过是齐桓与晋文二人罢了。其余三位,或徒有虚名,或功业偏安,终究是差了些火候。

说起春秋,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。西周晚期的风雨飘摇,狄戎如潮水般南下,镐京烽火,幽王殒命,中原大地几成戎狄的牧场。与此同时,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国,亦被中原诸夏视为“南蛮”,虎视眈眈,大有问鼎中原之势。华夏文明,危如累卵。
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,齐国站了出来。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,高高举起了“尊王攘夷”的大旗。这“尊王攘夷”四字,看似是政治口号,
实则暗合了道家“扶危持倾”的妙理。世间万物,盛极必衰,衰极必盛。当周室倾颓,华夏文明危如累卵之际,必有英雄应运而生,挽狂澜于既倒。这便是时势,也是气数。
齐桓公的霸业,正是顺应了这股“拨乱反正”的天下大势。他北伐山戎,救邢存卫,南抑强楚,通过“召陵之盟”暂时遏制了楚国的北进锋芒。这一系列举动,确实保护了华夏文明的火种,维系了摇摇欲坠的天下秩序,连周天子也不得不公开称赞,承认其霸主地位。如果说齐桓公是“创业之君”,那么晋文公便是“中兴之主”。这位后来的霸主,早年却是个颠沛流离的公子重耳。十九年的流亡生涯,看尽了世间冷暖,也磨砺出了坚韧不拔的意志与洞察人心的智慧。这番经历,
恰如吕洞宾黄粱一梦前的历练,非经大苦大难,不足以勘破世情,不足以成就大事。
重耳归国即位,是为晋文公。他整顿内政,发展军事,晋国迅速崛起。时机成熟时,他与南下的楚国大军在城濮相遇。城濮之上,晋军以退为进,诱敌深入,一战而定乾坤,大败楚军。此战过后,中原诸侯纷纷倒向晋国。随后,晋文公与齐、鲁、宋、卫等国君主于践土会盟,周天子襄王亲自到场,册封晋文公为“侯伯”,即诸侯之长。
齐桓公会盟,天子遣使;晋文公会盟,天子亲至。这其中的分量,不言自明。
晋国自此正式取代齐国,成为中原新的霸主。恰如唐人罗隐所言:“时来天地皆同力,运去英雄不自由。”重耳的归来,正是“时来”的最好注脚。
至于其余三位,或如宋襄公般恪守古礼,在泓水之战中坚持“不击半渡之师”,落得“蠢猪式的仁义”之名;或如秦穆公,霸业仅限于西陲,未得中原诸侯之心;或如楚庄王,虽“一鸣惊人”,问鼎中原,终究在文化认同上被中原诸夏视为“蛮夷”。
真正的霸业,非关兵戈之利,而在乎秩序之立,文明之存。这好比修行之人,真正的成就,不在于呼风唤雨的法术,而在于内心的澄明与通达。齐桓公与晋文公,便是那个时代里,勘破时局,顺应大道,为华夏文明续上香火的两位“大修行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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