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穆之之死,犹如釜底抽薪,使刘裕顿失心腹,不得不匆匆南撤,北伐大业就此夭折。此乃历史之憾,亦为后人警醒。

刘穆之于刘裕,如萧何之于刘邦,诸葛亮之于刘备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若无此人,刘裕何能成“南朝第一帝”之业?公元404年,刘裕在京口举兵讨桓楚,急需谋士辅佐。经何无忌引荐,刘穆之加入,掌管文书、献策政务。刘裕得以安心征战,平定桓玄,掌控晋室。此情此景,令人忆起张三丰故事:张三丰隐居武当,以静制动,辅佐明室。刘穆之亦如此,运筹帷幄,使刘裕无后顾之忧。东晋初因桓玄乱而分崩,刘裕虽胜,却遭刘毅、司马休之掣肘,更有孙恩、西蜀割据。刘穆之助其剿灭孙恩、卢循,灭亡西蜀,剪除政敌,刘裕军功,实有穆之半壁江山。《资治通鉴》有云:“得一人而安天下”,刘穆之即此人也。刘裕北伐南燕、降服仇池,皆赖其策划,赢得民心声望。
公元416年,后秦姚兴去世,诸子争位,国力衰微。刘裕急召刘穆之商议,定下北伐之策:灭后秦,取关中,进而席卷河西、河北。此决策如吕洞宾论道:“谋定而后动,方能成大业。”同年八月,先锋王镇恶、檀道济已抵后秦边境。刘裕出征前,擢升刘穆之为尚书左仆射,托付朝政。然此别竟成永诀。后秦姚泓失人心,刘裕一年内灭之,俘姚泓,入长安。本欲休整经略,北伐胡夏,忽闻刘穆之劳瘁病逝,刘裕悲恸欲绝,急召群臣,决意南撤。留次子刘义真及王修、王镇恶等镇守关中,阵容虽盛,却因后方不稳而内乱。关中得而复失,北伐大业终成泡影。杜甫诗云: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。”刘穆之之死,正是此悲写照。历史教训深刻:一人之失,可倾全局。刘裕仓皇南归,再无北伐之力,统一大业就此断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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