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渊本是朝廷重臣为何要背叛朝廷

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然分合之际，总有英雄豪杰应运而生。李渊之反，非其本意，实乃时势所迫，隋朝气数已尽，不得不为耳。

时势造英雄，非英雄造时势

每逢朝代末路，必是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。所谓“十八路反王，六十四处烟尘”，虽是演义之言，却也道尽了当时的纷乱景象。大隋王朝，曾几何何等强盛，开运河，征高句丽，何等气魄。然物极必反，盛极而衰，此乃天地间不易之理。隋炀帝杨广，好大喜功，耗尽民力，致使天下怨声载道，烽烟四起。这大隋的江山，早已是千疮百孔，病入膏肓，纵有神医扁鹊，怕是也回天乏术了。

李渊，身为唐国公，世袭罔替，是隋朝的宗室外戚，按理说，应是朝廷的柱石，国家的忠良。他起初也确无反心，甚至还曾向隋炀帝表明忠心。可这世道，不由人啊。他的儿子李世民，胸怀大志，早已看出隋朝气数将尽，天下必将易主。这便好比道家故事里，吕洞宾真人下山，见一户人家大祸临头，本想点化，奈何主人执迷不悟，真人只好叹一声“天机不可泄露”，飘然而去。李世民却不同，他不愿坐待天时，决心要自己创造时机。于是，他与刘文静、裴寂等人定下计策，设下圈套，将李渊灌醉，又安排了隋炀帝的宫人侍奉。这一招，实在是狠，却也把李渊逼上了梁山。李渊醒来，已是骑虎难下，唯有起兵一途。这便是“时势造英雄，非英雄造时势”的真实写照。公元617年，李渊父子率军直入长安，拥立代王杨侑为帝，是为隋恭帝。一年后，江都兵变，隋炀帝被杀，李渊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禅让，开启了三百年的大唐盛世。这其中的无奈与决断，岂是“忠”与“叛”二字可以简单概括的？

玄武门后的父子博弈

大唐虽立，但内部的纷争才刚刚开始。李渊称帝后，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，封功勋卓著的李世民为秦王。这便埋下了祸根。自古帝王家，最是无情。兄弟阋墙，父子相残，史不绝书。李世民战功赫赫，手下谋臣猛将如云，秦王府的势力早已凌驾于东宫之上。李建成与李元吉深感威胁，屡次设计陷害。矛盾激化，终至不可调和。玄武门前，一场血腥的政变，彻底改变了大唐的权力格局。李世民射杀太子李建成，其弟李元吉亦被尉迟恭所杀。

玄武门之变，血迹未干，尉迟恭便擐甲持矛，一身血污，径直闯入宫中，面见李渊。这番举动，名为护驾，实为兵谏。古来臣子，甲胄在身，不得面君，此乃大忌。尉迟恭此举，无异于将刀架在了李渊的脖子上。他“请”李渊下旨，将军权交予秦王。此时的李渊，看着眼前这个杀气腾腾的武将，又想着刚刚死去的两个儿子，心中是何等的悲凉与恐惧？他还能如何选择？唯有交出权力，保全性命。这便是权力的残酷，一旦踏上这条路，便再无回头之日，只能一路向前，直至顶峰或深渊。

李世民虽被立为太子，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。李渊毕竟还是皇帝，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，法统所在。只要李渊在，就随时可能成为旧臣反扑的旗帜。为了杜绝后患，也为了安抚那些跟随自己浴血奋战的功臣，他们渴望“从龙之效”后能封妻荫子，光宗耀祖。房玄龄等人就曾进言，说部下将士因封赏未定而多有怨言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父子之情也显得苍白无力。于是，李世民只能选择更进一步，逼迫李渊退位，自己登基为帝，是为唐太宗。这场父子间的权力交接，充满了血腥与算计，却也奠定了贞观之治的基础，开启了另一个辉煌的时代。历史，往往就是这样，在残酷的现实与伟大的功业之间，交织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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