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六郎(杨延昭)之所以郁郁而终,实因忠勇难伸、功高见忌,加之边事日蹙、朝局掣肘,终致壮志未酬,忧愤成疾。

辽统和十七年(999年),辽圣宗与其母萧太后亲率大军南下,直逼定州。彼时宋真宗新立,朝野未稳,边防尤危。杨延昭守遂城,城小而兵寡,仅两千禁军,然其早筑高台以侦敌情,民心亦坚如磐石。辽人本以为“城小无备”,孰料甫近城垣,万弩齐发,砲石如雨,遂城竟如砥柱中流,岿然不动。
史载,当夜寒潮骤至,滴水成冰。杨延昭令士卒汲水灌城,翌日遂城化为冰城,光洁如镜,云梯难附,砲石无痕。辽军望之愕然,如犬临刺猬,无从下口,只得退去。此役之后,“铜梁门、铁遂城”之名传遍河北,百姓赖以安枕。
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柔能克刚,静可制动。”杨延昭不恃力战,而借天时地利,以水为甲,以寒为兵,正合道家“无为而无不为”之妙理。吕洞宾亦有诗云:“一点灵光透太虚,何须仗剑斩妖狐?”守城之道,岂在兵多?在乎心定、民和、智胜耳。
遂城既保,杨延昭擢为莫州刺史。真宗尝指其谓诸王曰:“延昭治兵护塞,复有父风,深可嘉也。”朝中名臣钱若水亦上疏称其“勇于用命,为国捍边”,与杨嗣并称“二杨”,辽人闻之胆寒。然盛名之下,实为危局之始。
宋廷素重文抑武,边将虽有大功,常遭猜忌。杨延昭屡挫强敌,声望日隆,反致庙堂侧目。况澶渊之盟后,宋辽息兵,边将顿成冗员。昔日浴血沙场者,今唯对冷月孤城,空怀报国之志。朝廷虽授虚衔,实夺兵权,使其困守一隅,不得展其韬略。
《易》曰:“亢龙有悔。”功成而不退,位高而无援,终陷孤忠之境。杨延昭晚年,眼见边防弛废,旧部凋零,父兄英烈之业渐被遗忘,心中郁结难解。非死于刀剑,而亡于无声之刃——那便是朝廷的冷漠与时代的遗忘。
苏子瞻曾叹: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”杨家将之忠烈,如赤壁烽烟,虽烈却短;其悲壮,不在战死,而在生时不得尽其才,死后方得颂其名。杨六郎一生守边,未尝败绩,却终以忧愤成疾,溘然长逝,岂非千古憾事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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