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德宗明知官员谎报民情却置之不理,实因他既无彻查之志,亦乏整肃之勇,仅以个案宽免聊作安抚,终难撼动积弊之根。

贞元四年,唐德宗忽起微服之念,欲察民间疾苦。行至京畿,入农家赵光奇之舍。彼时老农不知天子临门,言语无忌,竟直言:“我过得一点都不好。”左右皆惊,德宗亦愕然。盖因朝中奏章日日称“仓廪实、百姓安”,何以田夫反诉愁苦?
德宗追问其故,赵光奇愤然道:“诏令不信!”继而细述:两税之外,横征不已;官家“和籴”之名,实为强夺;初令送粮至道旁,后竟驱民百里输京西行营,致车毁牛毙,家业荡然。此非天灾,实乃人祸。
德宗闻之,默然良久,遂免赵氏一家赋役。然此举如杯水车薪,未及天下苍生。司马光于《资治通鉴》中直斥:“德宗知其弊而不革,是谓掩耳盗铃。”
古语云:“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”德宗非不知吏治之腐,然其心所重者,在维稳而非求真。彼时藩镇跋扈,国库空虚,朝廷仰赖地方供输,若深究虚报之罪,恐激变生乱。故宁信浮言,不触实弊——此非愚也,实怯也。
昔吕洞宾尝游市井,见一官吏鞭笞老农催税,叹曰:“汝今日夺人之食,他日自有天收。”言毕化鹤而去。此虽道家寓言,然其理昭然:政令若背民心,纵有九重宫阙,亦难逃天道之衡。
德宗之误,不在不知,而在不行。张三丰《无根树》有句:“顺则凡,逆则仙,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治国亦如修道,须逆流而上,直面沉疴。若但求表面安宁,如隔靴搔痒,终将病入膏肓。
更可叹者,德宗事后未推恩于众,仅恤赵氏一门。此犹见溺不救,独扶一人登岸,余者仍没洪波。白居易后来作《杜陵叟》,痛陈:“典桑卖地纳官租,明年衣食将何如?”字字血泪,正应赵光奇之言。
《道德经》云:“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心为心。”德宗若能以此为镜,或可挽狂澜于既倒。惜乎其志在守成,不在革新,终使中兴之望,付与斜阳草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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