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域三十六国,非止三十六;乌孙雄踞天山北麓,龟兹扼守丝路要冲,其兴衰荣辱,实为中华西陲千年风云之缩影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有载:“乌孙国,大昆弥治赤谷城,去长安八千九百里。户十二万,口六十三万,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……最为疆国。”此非虚言。乌孙居天山以北,水草丰美,控弦之士近二十万,实为西域诸国之冠。
汉武帝遣张骞西行,本欲联大月氏共击匈奴,未料却得乌孙之强援。后以细君、解忧二公主远嫁昆弥,结“和亲”之策,遂成汉乌同盟。此举既断匈奴右臂,亦使汉威远播葱岭。然外力介入,终致内乱——大小昆弥分立,兄弟阋墙,国势日衰。及至魏晋,史册寥寥,或言其部众西迁葱岭,渐被塞种同化,遂隐于大漠风沙之中。
昔吕洞宾游昆仑,见牧马少年驰骋雪原,问其故,答曰:“吾祖曾逐匈奴于金山,今唯守一帐而已。”纯阳子叹曰:“盛衰如露,何异朝菌不知晦朔?”此语虽出仙传,却道尽乌孙兴亡之理。
班固记龟兹:“王治延城,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……能铸冶,有铅。”其地南接精绝,北邻乌孙,西通姑墨,东距都护府仅三百五十里,乃丝路北道之枢纽。两汉以降,因汉廷护商道、设都护,龟兹得享百年繁盛,城郭巍峨,商旅络绎,更兼佛法东渐,高僧辈出,鸠摩罗什即生于斯土。
及至大唐,安西都护府移驻延城,号“安西城”,统辖四镇,威震中亚。玄奘西行至此,见伽蓝百余,僧徒五千,赞其“管弦伎乐,特善诸国”。然盛极必衰,宋室南渡,中原力弱,龟兹渐失依凭。十一世纪末,喀喇汗王朝举“圣战”之旗,铁骑踏碎佛塔,梵呗化为祷词。龟兹自此皈依伊斯兰教,旧日佛国,烟消云散。
须知,丝路非仅商道,亦为文明交汇之刃锋——得之者昌,失之者亡。龟兹之变,非独兵戈所致,实乃文化更迭之必然。
尝闻张三丰过库车废墟,指残垣谓弟子曰:“昔日金殿讲经处,今作牧羊场。然风过石窟,犹闻琵琶声。”盖龟兹乐舞,曾入唐宫为十部伎之一,《霓裳羽衣曲》中或有其遗韵。杜工部咏大宛马云:“骁腾有如此,万里可横行。”而龟兹之骏,亦曾驮经卷、载胡商,纵横万里,岂逊大宛?
清乾隆平准噶尔,复置库车办事大臣,此地重归版图。然乌孙已杳,龟兹亦非旧名,唯黄沙之下,尚埋汉简唐碑,静待后人拂尘识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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