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宋之所以频出权相,根由在于君主或主动授柄、或无力执纲,致使相权乘隙而起,代行君权。

《宋史·光宗纪》有言:“政治日昏,孝养日怠,而乾、淳之业衰焉。”此语点出南宋由盛转衰之关键。宋光宗本非英主,又兼心疾缠身,既不能制内廷,亦难驭朝纲。李皇后恃宠干政,光宗竟疑太上皇孝宗有废立之意,遂拒不过宫问安,酿成“过宫风波”。朝野震动之际,太皇太后吴氏与重臣合谋,拥立宁宗继位,虽解一时之危,却悄然开启“大臣与后宫共定储君”之先例。
此例一开,权臣遂得挟拥立之功,凌驾朝堂。韩侂胄、史弥远、贾似道三人,皆由此径登相位,专断国政。宁宗、度宗庸懦,理宗早年感念史弥远扶立之恩,晚年又耽于逸乐,委政贾似道——君权不振,相权自张,实非偶然。
然南宋权相虽盛,终不敢效王莽、曹操之篡逆。何也?盖宋代立国,深鉴唐末五代藩镇之祸,设官分职,以文抑武,宰相虽权重,然受制于多重机制:枢密院掌兵,三司理财,台谏纠劾,加之“祖宗家法”深入人心,士大夫以名教为纲,视僭越君权为大逆。故权相纵能揽权牟利,亦不敢觊觎九五之尊。
昔吕洞宾尝游岳阳楼,见世人争权夺利,叹曰:“黄金万两容易尽,一字清名难得求。”此语虽出仙家,却道尽士人之节操。南宋士林虽有趋附权门者,然如真德秀、魏了翁辈,仍以道学自持,抗疏直谏,使权相有所忌惮。张三丰亦言:“权势如云烟,道心似磐石。”正因士风未尽堕,权相之专,终止于“代行”而非“取代”。
至于蔡京,虽四度拜相,然徽宗可任可罢,不过“谐臣媚子”耳,未足称权相。秦桧则不同,高宗为成和议,特授独断之权,君相一体,实为高宗之影。而韩、史、贾三人,则皆因君主暗弱或怠政,乘势擅权,其专政之深,已非君主所能轻制。
苏轼《赤壁赋》有云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权相煊赫一时,终归尘土;君权虽暂隐,制度犹存。南宋之权相政治,非相权压倒君权,实乃君权自弛其纲,假手于人。然赖祖宗成宪与士人风骨,终未蹈覆国之祸,此亦宋室南渡百五十年而不遽亡之一因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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