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皇帝节俭一生,死后所葬之陵,竟只得借用宠妃田贵妃之墓。

古来帝王,生前营建陵寝,动辄耗银百万,役民数万,务求巍峨壮丽,以示千秋不朽。然至明末,天下板荡,烽烟四起,崇祯帝朱由检虽居九五之尊,却身陷末世危局,终其一生未得营建己陵。
甲申三月,李自成破京师,崇祯自缢煤山,衣带遗诏曰:“朕死,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。”
闯军入城后,虽掠宫中珍宝,然亦知礼不可废,遂命顺天府官赵一桂料理先帝后事。然难题接踵而至:一无陵寝,二无帑银。赵一桂思之再三,乃奏请启田贵妃旧圹,以为帝后合葬之所。此非僭越,实乃仓皇之际,不得已而为之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金玉满堂,莫之能守;富贵而骄,自遗其咎。”崇祯一生躬行节俭,龙袍缀补,膳不过四品,三日一素,宫人裁撤,连内帑亦空如洗。故其崩后,十名京官募捐,仅得银二百三十三两。以此微资,裹尸之衾,一面锦缎,一面粗布;墓中长明灯,注水代油,聊充其形。此情此景,令人扼腕。
崇祯非昏聩之主。《明史》称其“不迩声色,忧劝惕励,殚心治理”。鸡鸣即起,夜分不寐,宫中无宴乐,御前无戏言。田贵妃虽得宠,亦少进御。其勤勉之状,几近苦行。
然勤政未必致治,节俭未必救国。彼时大明已如朽木,内有流寇蜂起,外有建州虎视,加之天灾频仍,赋税苛重,民不堪命。崇祯虽欲振作,然用人屡误,朝令夕改,复信宦官,自毁长城。张三丰曾云:“顺其自然,方合大道。”而崇祯焦劳过甚,逆势强为,反加速国运之崩。
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;而治国之道,亦需因时制宜。崇祯守节俭之德,持勤政之志,却不知“大盈若冲,其用不穷”之理。一味克己,不察时势,终致孤臣泣血,社稷倾覆。
呜呼!天子守国,不在衣补与否,而在识势应变。崇祯以亡国之身,守圣贤之节,葬于妃陵,灯注清水,非其愿也,实乃气数已尽,人力难回。
后人观之,当知:节俭可嘉,然不足以救乱世;勤政可敬,亦未必能挽狂澜。治大国如烹小鲜,火候失度,纵有赤诚,亦成悲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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