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大明帝国续命一百九十五年者,非朱祁钰莫属;然其三十而夭,实因权柄易主、心慈手软,终致身死名裂。

正统十四年(1449年),大明如日中天,却骤遭雷霆之变。英宗轻信宦竖王振,亲征瓦剌,竟陷于土木堡,五十万精锐尽没,勋贵宿将如张辅、朱能等皆殁于阵前。京师震动,群臣惶惶,多主南迁,几欲蹈靖康覆辙。
此时,于谦挺身而出,力排众议,倡言“社稷为重,君为轻”。更推郕王朱祁钰监国,旋即登基,是为景帝。此举非惟断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之计,亦使朝野士气复振。昔吕洞宾尝言:“大劫当前,真人自出。”景帝虽非道门中人,然临危受命,恰似应劫而生。
年方二十一,便执掌神器。他倚重于谦,整饬军备,调集残兵,固守京师。瓦剌铁骑围城,炮火连天,而明军死战不退。北京一役,不仅保全宗庙,更续大明国祚近两百年。诚如《资治通鉴》所云:“危而不持,颠而不扶,则将焉用彼相?”景帝与于谦,可谓共扶倾厦之栋梁。
瓦剌既退,也先知英宗无用,遂送归南还。景帝本可效古之圣君,以兄弟之情释嫌,然帝王之位,岂容轻让?遂幽英宗于南宫,虽未加害,却形同囚禁。此非全然无情,实乃势之所迫。然其心存不忍,未除隐患,终酿大祸。
景泰八年,帝病笃,卧榻不起。石亨、徐有贞、曹吉祥等素蒙恩宠之臣,竟密谋夜启南宫,拥英宗复辟,史称“夺门之变”。昔日所信之人,反成弑主之刃。景帝闻变,仅叹曰:“哥哥做皇帝,好!好!”语毕,再无他言。未几,废为郕王,旋即暴卒,年仅三十。
权位如火,可暖亦可焚。景帝救国于水火,却未能安身于庙堂。张三丰尝言:“刚易折,柔克刚;然柔过则靡,刚过则亡。”景帝之失,不在无能,而在仁柔失断,未察肘腋之患。若早行决断,或黜或防,何至身死名辱,不得祔葬孝陵?
后世读史至此,常引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之句: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景帝之悲剧,非独个人之厄,实为权力结构与人性弱点交织之果。其功足以铭鼎彝,其过亦足为万世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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