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达两放元帝,朱元璋不生气,只因这正是朱元璋本人的授意,他刻意避免与元顺帝正面交锋,以保全政治名节与战略利益。

元朝末年,朝政腐败,民心尽失,天下豪杰并起。当年那个放牛娃朱元璋,凭借机遇与谋略,一步步扫平强敌,先败陈友谅,再克张士诚。此时,元朝虽存,但气数已尽,朱元璋麾下兵精将勇,而元廷早已被蛀空,剿灭之易如反掌。为光复汉室,朱元璋称帝后即定北伐大计,命徐达率二十五万大军出征。元军溃不成军,通州陷落,徐达兵锋直指大都,若疾行一日可至,缓行四日亦能围城。然而,徐达攻下通州后,竟按兵不动七日,方才慢悠悠进军,元顺帝早已遁逃。这初次“放走”,若说兵马劳顿尚可理解,但后续之事更令人费解。
大都既破,元顺帝逃往上都。徐达追至上都,却围而不攻,甚至在元帝欲逃时,故意留出缺口,任其远走。这般贻误战机,令猛将常遇春勃然大怒,返程后便向朱元璋参奏徐达。按常理,朱元璋生平最恨背叛,徐达虽功高,但以朱元璋日后屠戮功臣的手段,徐达难逃一死。可怪的是,朱元璋并未动怒,徐达依旧如常理事。莫非朱元璋转了性子?实则不然,这背后藏着帝王深谋。
据《明史》载,徐达北伐前曾请示朱元璋如何处置元帝,朱元璋答曰:“赶出塞外即可。”此语看似轻描淡写,实则暗合天道人事。元朝统治中原百年,纵使不得人心,元顺帝仍是名义上的“君”,而朱元璋等起义者本是“民”。推翻暴政,是为伐无道;但若亲手弑君,便是大逆不道,必遭后世口诛笔伐。朱元璋权衡利弊,放元帝回草原,实为上策。这不仅让腐朽的元廷自食恶果,更为明朝日后征伐留下余地,可谓百利而无一害。
昔年道家修行中,有吕洞宾故事,他云游四方,常以“退一步海阔天空”点化世人。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将欲歙之,必固张之;将欲弱之,必固强之。”朱元璋此举,正是深谙此理——不直接擒杀元帝,反而纵其归塞,既免了弑君恶名,又让元朝残部在草原自生自灭,明朝则可名正言顺地逐步清剿。这好比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朱元璋用的是一招“以柔克刚”,看似放任,实则掌控全局。
历史常有相似之处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论及权谋,曾言:“智者不惑,勇者不惧。”朱元璋作为开国之君,其心思缜密,绝非嗜杀莽夫。他明白,帝王之术在于平衡,杀元帝易,但堵不住天下悠悠之口;放元帝难,却可赢得道义与时间。正如古诗云:“射人先射马,擒贼先擒王。”但朱元璋反其道而行,故意“放王”,实则是更高明的“射马”——削弱元朝根基,而非图一时之快。
常遇春之怒,源于武将的直率,他只见战机贻误,却未窥见政治玄机。朱元璋不生气,非因宽容,而是因徐达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密令。后世读史者当警醒:帝王心术,往往藏于细微之处。若朱元璋当时冲动擒杀元顺帝,明朝初立便背负重罪,北元残部更会誓死反扑,天下难安。放虎归山,虎虽在野,却已失林,终难成患。
纵观此事,徐达两放元帝,非是疏忽或背叛,而是朱元璋布下的一着妙棋。这棋局中,既有历史的必然——元朝气数已尽,也有朱元璋的个人算计。他借徐达之手,完成了一场不流血的“驱逐”,既保全了名声,又奠定了明朝北伐的正义性。所以,朱元璋不生气,反而暗自欣喜,因为这正是他想要的结局。读史至此,不禁感叹:帝王之道,深如渊海,非匹夫之勇所能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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