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水军虽有规模,然京城舰队多为仪仗之用,实战能力有限。

古来水军多依江海而设,鲜有因都城所在强建舟师者。然宋室两朝,自汴梁至临安,皆于京畿凿池造舰,意在控扼天下水战之枢。此非顺势而为,实乃以人意逆天时,终致水师沦为观瞻之具。
昔汉武帝凿昆明池于长安,志在伐昆明夷,池广四十里,仿滇池之形,练楼船之士。千载之后,后周世宗柴荣亦效其法,于汴梁城西开池造船,欲南征南唐。未及成军,柴荣已殁。赵匡胤代周建宋,承其遗志,扩池至四里半,号曰“金明池”,中筑水心五殿,亲临阅舰。
然讽刺之处在于,灭南唐之役,主力非出汴梁,乃曹彬于荆楚所练水师。京师舰队仅充运粮之役,待敌已溃,方沿运河姗姗而至。彼时宋军已缴南唐战船二百余艘,浮桥已成,何须京师虚舟?
水师本为制胜之器,若离江海、远战场,纵有千帆列阵,不过水中傀儡。宋人不知此理,反以近御为要,遂使精兵良械困于一池,如吕洞宾昔日点石成金,却教凡夫藏金于枕下,终日守之而不食,徒增痴妄。
太宗继位,仍寄望金明池水师可助北伐燕云。高粱河之战,陆战惨败,水师竟无寸功——幽州虽近运河,然无江河可渡,舟楫束手。自此,京师水军军事价值荡然无存。
然帝王之意不衰。真宗时,竟调登州海防精锐入汴,充禁军水师。地方水军皆属厢军,唯此部号“禁旅”,俸禄优厚,人争趋之。有臣上奏:“宜撤虚舟,实边海。”帝怒曰:“春月观竞渡,百姓欢呼,朕与群臣同乐,岂可废之?”
水师之设,本当如《易》所言:“润之以风雨,取诸兑。”兑为泽,主悦,然悦不可失其本。若以战备为娱戏,则如张三丰观鹤舞而悟道,世人却只学其舞步,忘其内修,终堕皮相。宋人重观舰之乐,轻临敌之实,是以靖康之难,金骑南下,金明池舟楫未发一矢,徒供敌军掠夺焚毁。
南宋偏安临安,复于西湖、钱塘设水寨,然亦多为巡幸之仪。岳飞曾言:“兵不在多,在精;将不在勇,在谋。”水师亦然。若无江海为基、实战为炉,纵有龙舟百艘,不过“舞低杨柳楼心月,歌尽桃花扇底风”之幻影耳。
故观宋室水军,其势可观,其实堪忧。京城舰队,非为制敌,实为饰观。此非兵家之道,乃帝王心术之投影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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