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经济繁荣却军力不振,根源在于其“以文驭武”的国策与军事制度的内在矛盾。

世人多言宋人重文轻武,故武功不彰。实则不然。大宋乃中国历史上唯一完全实行募兵制的王朝,其军制本意,正是要打造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之师。
早在战国时,吴起便以募兵之法练就魏武卒,“大战七十二,全胜六十四”,五万步卒破秦数十万众,横行天下。宋承此制,广募天下勇健者充禁军,由国家厚给粮饷、专事训练。这般军队,岂能说是弱旅?
然募兵制有一大患:极耗银钱。唯有宋朝这般商业兴盛、税赋充盈的朝代,才养得起数十万脱产之兵。表面上,繁荣的经济确已转化为军事实力——只是这实力,却被另一张无形之网牢牢缚住。
宋祖赵匡胤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,深惧武人权重而国乱。故立国之初,便行“强干弱枝”之策,更将调兵、统兵、统将三权分立。枢密院掌兵符却不得统兵,三衙统兵却无调兵之权,临阵作战另遣将帅。如此“兵不识将,将不知兵”,恰似把猛虎捆以丝线,怎能全力扑杀?
这让我想起道家一则旧闻:吕洞宾初习剑术,只求招式繁复,剑光缭乱却无力道。其后经汉钟难点拨,方悟“一剑破万法”之要义——劲往一处使,方能击穿顽石。宋之军制,正似那未悟道时的吕祖,制度缜密,却自缚手脚。
此般设计,固绝了藩镇割据之患,却也牺牲了战场应变之速与将士同心之力。苏轼在《策断》中早已道破:“其所措置,不足以革五代之弊而反之正。” 制度之困,可见一斑。
后人每言“澶渊之盟”为国耻,实未观大局而妄下断语。
须知五代时,石敬瑭为称帝,不仅割让燕云十六州,更对辽主自称“儿皇帝”;其后继者欲称孙而不可得,终致国灭家亡,契丹铁骑直入汴梁。相比之下,宋真宗时宋辽订盟,约为兄弟之国,岁赠银绢而止干戈——实是以小财换百年太平,保中原不受铁蹄践踏。
这不是懦弱,而是身处复杂局势中的务实选择。《道德经》云“柔胜刚,弱胜强”,宋人以和议代死战,以银绢换生息,何尝不是一种深层的生存智慧?
总而言之,宋之军力非不强,而受制于制度;非不能战,而权衡于利弊。其武功成败,不在士民之气,而在庙堂之谋。今人观史,当知其然,更当知其所以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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