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武将之卑,非止于无权,实乃举国以文抑武,纵有盖世功勋,亦难逃羞辱贬斥。

狄青起自行伍,面有刺字,身经百战,终至枢密使,为大宋守土安边,功不可没。然其入朝求情旧部焦用,韩琦竟傲然曰:“东华门外唱名者,方为大好男儿。”此语如刀,直刺武人之心。东华门者,殿试放榜之地,状元唱名之所,文士荣光之巅,而武夫纵有汗马之劳,亦不过“粗人”耳。
更可叹者,非独韩琦一人轻之。谏官诬其家犬生角,欧阳修以天象灾异构陷,陈执中竟以“太祖亦曾忠于周室”暗指其有篡逆之嫌。文彦博面对狄青质问,竟直言:“无他,但不喜汝耳。”一代名将,郁郁出京,次年毒疮发于口,含恨而终,年仅四十九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世人重文轻武,如弃干戈而崇笔砚,虽得一时之安,终失天下之勇。”此语若观宋室,可谓切中肯綮。狄青之死,非病也,乃心死于制度之冷、同僚之忌、君上之疑。
宋之抑武,根在五代。彼时藩镇割据,武夫称帝,七十余年十数国更迭,皆起于兵变。赵匡胤以“陈桥黄袍”得天下,深知武将之危,故设“杯酒释兵权”,行“将不知兵,兵不知将”之制,又倡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,令文臣监军、统帅,武人唯俯首听命。
曹彬平南唐、伐北汉,功冠诸将,太祖赞曰:“不欺其主者,独曹彬耳。”然其为枢密使,遇文臣车驾,必避道侧立,不敢并行。南宋时,虞允文一介文官,抚将时俊背而讥曰:“汝藏阵后,如小女子!”时俊位在其上,竟默然无言——此非怯懦,实制度使然。
于是,天下英才尽趋科举,无人愿执干戈。纵有良将如狄青、岳飞辈出,亦遭猜忌、掣肘,终难展其志。辽、金、西夏、蒙古轮番压境,宋军屡战屡挫,非兵不利,战不善,实体制自缚其手足也。
张三丰尝云:“刚柔相济,方为大道。纯文则弱,纯武则暴。”宋人偏执一端,崇文至极,反失平衡之道。苏子瞻《赤壁赋》有言: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然若无将士血战于边关,何来清风明月照汴梁?
故曰:宋之亡,非亡于外寇,实亡于内制。抑武太过,虽得百年无内乱,却失天下之脊梁。后世观之,当知文武并用,如车之两轮,缺一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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