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元璋恢复活人殉葬制度,根本原因在于其对后宫干政的深度恐惧与维护皇室血脉纯净的私心,深层则源于农民皇帝身份带来的不安全感,唯恐子孙重蹈李唐覆辙。

人殉之制,古来惨烈。活人陪葬,无定规可循:天子崩,殉者或数百,或数十;士大夫卒,亦不免数十人。此风摧残人性,更使本就稀薄的人口雪上加霜。追溯其源,始于原始社会,盛于奴隶制时代。彼时奴隶视若私产,主人生死,悉由己断。及至汉代,此风渐衰,盖因连年征战,人口凋零,刘邦立国后尤重民生,帝王亦虑及殉葬损名,故多弃之。春秋战国时,诸侯争雄,若以人殉,则国力必衰,得不偿失,故渐次式微。
道家修行,素重生死超脱。吕洞宾点化卢生,黄粱梦醒方知浮生若寄;张三丰云游四海,曾言“生死如昼夜,何须执幻躯”。然世俗帝王,迷于轮回妄念,竟以活人殉葬,求地下仍享奉侍,岂非大谬?《易经》有云:“原始反终,故知死生之说。” 南怀瑾先生尝言,此乃对天道的浅薄曲解。
自汉至宋,人殉几近绝迹,史册罕载。然至明初,朱元璋竟逆流而复行此制,且以身作则。其崩后,依遗诏“凡无子嫔妃,皆令殉葬”,宫女亦多从死。明末毛奇龄《彤史拾遗记》载:“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,其中所殉,惟宫人十数人。” 四十六人近半百,非冷冰数字,实为鲜活生命。此风未止,朱棣效仿,殉者三十余:“帝崩,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。当死之日,皆饷之于庭,饷辍,俱引升堂,哭声震殿阁……遂去其床,皆雉颈而死。” 直至英宗朱祁镇时,方正式废止。然清初努尔哈赤亦曾行之,入关后渐弃,丧葬之俗终趋文明。
人殉之害,警醒后世:以活人填幽穴,非但摧折人性,更损国本。朱元璋身为开国之君,竟开此倒车,实令史家扼腕。
朱元璋恢复殉葬,非为迷信轮回,实出双重算计。其一,防后宫干政。彼以农夫起家,得天下殊为不易,深恐子孙败业。细察唐史,李世民崩后,武则天未殉,反以出家为名,终篡大唐江山。朱元璋忧心忡忡,惧妃嫔效尤,故令无子者尽殉,且选小户之女为妃——既无外戚倚仗,又防其日后夺嫡。其二,护己私名。虑及后代或如李治纳父妃,致皇室乱伦,戴“绿头巾”之辱。南怀瑾曾评:“帝王心术,半在庙堂,半在幽冥。” 朱元璋此举,表面“依古制”,内里实为锁死后宫,保全自身身后清名。
历史教训深刻:制度兴废,系于人心向背。朱元璋以私心复陋习,终被时代淘汰。朱祁镇废殉,非独仁德,更因洞察“殉葬损人口、弱国力”之弊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有警句:“秦人不暇自哀,而后人哀之;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 明清两代,初行殉葬而终弃之,恰印证此理——文明进步,必破愚昧枷锁。
回望洪武旧事,朱元璋之抉择,非关信仰,实为权力焦虑的扭曲投射。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吕洞宾曾笑指凡夫:“争名夺利几时休?早起迟眠不自由。” 帝王纵握乾坤,亦难逃心魔所困。人殉废止,乃历史必然,然其警示长存:治国者若执迷私欲,纵使开天辟地,终将为后世所讥。及至今日,当以史为镜,守文明之炬,照人性之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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