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嘉靖年间倭患之所以愈演愈烈,实因海防废弛、内奸勾结与倭寇势炽三者交相为患。

明初太祖朱元璋即位,见倭寇之患始于元末——彼时日本南北朝纷争,败兵流散海上,与逐利商贾勾连,屡犯中国滨海。太祖曾三遣使赴日诘问,皆无果而返。遂于洪武、永乐两朝,大兴海防:自辽东至广东,沿海设卫五十余、所百余、营垒千余座,水寨五十有奇,巡检司二百处;又建水师,春出秋归,分路巡弋,相机剿敌。此如《易》所言:“重门击柝,以待暴客”,可谓未雨绸缪。
昔张三丰真人尝言:“守外不如固内,御敌不如修己。”明初之策,正合此道——不惟恃舟师之锐,更重岸防之固,使倭寇无隙可乘。
然至嘉靖朝,国势渐衰,屯卫之制名存实亡。战舰十不存一,戍卒多老弱疲癃,将官尽纨绔膏粱,不知兵机为何物。而彼时日本正值战国乱世,诸侯割据,兵戈不息,遂纵浪人、武士假“倭寇”之名,劫掠中土以充军资。更可叹者,沿海豪绅富商,或通番牟利,或私贩违禁,竟与倭寇暗通款曲,引狼入室。故倭势日炽,江浙闽粤处处告警,柘林、川沙竟成贼巢。
1547年,朱纨受命提督浙闽海防,次年破双屿倭巢,斩首甚众。然因其诛戮通倭豪右,反遭诬“擅杀”,竟被赐死。倭焰复炽。继任者张经虽于1555年大破倭寇于松杭,歼敌两千,却亦以“养寇失机”之罪弃市。朝纲紊乱,赏罚颠倒,将士寒心,百姓离德,战局遂陷泥淖。
吕洞宾尝游东海,见渔人争利忘义,叹曰:“人心若海,浊浪滔天,非风作祟,乃自生澜。”嘉靖之世,内奸比外寇更毒,诚哉斯言!
转机终至。胡宗宪继任总督,用间分化,先后剪除陈东、徐海等巨寇。戚继光、俞大猷募练新军,创“鸳鸯阵”“三才阵”,因地制宜,火器精良。1561年台州九捷,1563年平海卫合围,1564年仙游解围,倭寇主力尽歼。闽粤继定,百年倭患,自此廓清。
观其始末,倭患之炽,非独外寇之强,实由内政之隳。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所警:“夫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。”海防之要,不在楼船坚炮,而在吏治清明、民心归附。戚家军之所以百战百胜,非仅阵法之妙,实因军纪严明,秋毫无犯,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——此乃真正的“万里长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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