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渊起兵造反竟是因为中了好友的“美人计”

李渊起兵，并非中了什么“美人计”，而是时势所迫、人心所向，所谓“美人计”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逼宫之策。

晋阳密谋：乱世中的权变之道

隋末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。大业十一年（615年），炀帝命李渊为太原留守、晋阳宫监，镇守北疆，防备突厥。彼时李渊年近五旬，性情沉稳，素有持重之名，然亦不免耽于安逸，常怀退守之心。其子李世民却英锐果决，早有逐鹿之意。晋阳令刘文静见其志，叹曰：“此真汉高之俦也！”遂倾心结纳。

《易》云：“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”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议，欲劝李渊举兵。然李渊犹豫不决，恐事不成反招灭族之祸。裴寂者，晋阳宫副监也，与李渊交厚，同榻而眠，情若兄弟。三人深知，若无李渊首肯，大事难成。于是，一场“酒色设局”悄然上演。

一日，裴寂邀李渊夜饮，席间频频劝酒。李渊醉卧，裴寂即遣晋阳宫女侍寝。翌日醒时，见宫女在侧，惊惧交加。裴寂与刘文静入见，正色道：“公已犯宫闱之禁，罪当族诛。今唯举义可活，何不早图？”李渊默然良久，终叹曰：“既已至此，不如奋起一搏！”遂定起兵之策。

此事看似荒唐，实则深合道家“以柔克刚”之理。昔吕洞宾尝言：“顺则凡，逆则仙，只在中间颠倒颠。”乱世之中，直道难行，权变乃成大事之枢机。张三丰亦云：“大巧若拙，大智若愚。”裴寂此举，虽涉诡道，然为救苍生于水火，亦不失为一时之权宜。

功成之后：恩怨难平的君臣局

起兵之后，刘文静出使突厥，以“土地归唐，金帛归突厥”之约，借得骑兵两千、战马千匹，助李渊西进关中。武德元年（618年），李渊登基，是为唐高祖。裴寂拜尚书右仆射，刘文静为纳言，皆赐免死铁券，荣耀一时。

然高祖待裴寂尤厚，朝会必令同坐，退朝犹召入内殿私语，呼之不名，仍称“裴监”。刘文静自恃功高，见此不平，遂生怨怼。每议政事，凡裴寂所言，必力驳之。二人由同心共济，渐成水火之势。

古语有云：“功高震主者危，权大逼君者亡。”刘文静不知韬光养晦，反以怨气示人，终致祸起萧墙。后因家中巫蛊之事，被妾兄告发谋反。高祖命裴寂、萧瑀鞫之。萧瑀与秦王李世民皆言其无反意，唯裴寂进言：“文静才略过人，性多猜忌，今虽无反形，安能保其异日不反？”此语正中高祖隐忧。

于是，一代开国元勋，竟以“怨望咒诅”之罪，身首异处。临刑前，刘文静仰天长叹：“高鸟尽，良弓藏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古人诚不我欺！”

八仙故事中有言：“酒色财气四堵墙，人人都在里边藏。”李渊当年困于酒色之局，终成帝王；刘文静困于怨气之墙，反丧其身。可见，成大事者，不在奇谋诡计，而在心能转境，不为外物所役。正如《赤壁赋》所言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。”得失荣辱，不过浮云过眼，唯有顺势而为、守中抱一，方能在乱世立身，在盛世安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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