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承乾之所以谋反,实因唐太宗李世民已有废立之意,使其深感储位不保,遂铤而走险。

太子之位,看似尊荣,实则危如累卵。古语云:“天无二日,民无二王。”然储君未登大宝之前,终非真主,一举一动皆在天子俯察之下。若父皇英明而寿长,太子便如笼中之鸟,久困不得展翅;若父皇心意动摇,则更如临深渊,朝不保夕。
李承乾初为东宫,本可顺承大统,然其性情渐变,或因足疾,或因心郁,举止失度,渐失太宗欢心。与此同时,魏王李泰工于心计,博学能文,深得太宗宠爱,屡有“类我”之誉。朝野风传,废立之议已起。此非空穴来风,实乃太宗反复试探、左右权衡所致。
李承乾见父皇宠弟日隆,自知储位摇摇欲坠,遂生效仿玄武门旧事之念。彼时太宗以秦王之身,诛建成、元吉,逼高祖退位,终登九五。承乾欲循此径,先发制人,挟宫禁以令天下,迫父禅位。然其谋未周,党羽未固,事机未密,旋即败露。
帝王家事,最忌暧昧不明。太宗身为开国雄主,本当乾纲独断,明示储贰,以安人心。奈何其既宠魏王,又不忍废嫡,言语之间多有犹豫,致使两子相争,骨肉成仇。此正如《易》所言:“君不密则失臣,臣不密则失身。”储位不定,祸起萧墙,非独承乾之过,实乃太宗自种其因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金丹不是凡间物,须向无为处觅真。”帝王之道,亦贵在“无为而治”,不在多疑多变。若太宗早定国本,如汉文帝之待景帝,父子相安,何至有承乾之乱?张三丰亦云:“心静则神清,意定则气和。”为君者若心不定,则六宫动摇,四海不安。
观诸史册,太子之危,古今同慨。汉武帝晚年多疑,致戾太子兵败身死;明仁宗苦熬数十年,登基十月而崩;唐中宗李显,几经废立,终赖神龙政变方得复位。至于肃宗李亨,马嵬坡后分道玄宗,未奉诏而自立,亦属非常之举。此皆因储位不固,逼出非常之变。
宋人鉴唐之祸,故不轻立太子;清廷历九子夺嫡之痛,遂创秘密建储之法。盖因储位一动,国本动摇,轻则骨肉相残,重则社稷倾覆。太宗虽圣,于此亦未能免俗。承乾之反,非其本愿,实乃形势所迫,如舟行激流,不进则覆。
后之览者,当知:立储之道,贵在早定;为君之道,贵在持恒。若使承乾早知父意坚定,何至效玄武门之血刃?惜乎!帝王家无亲情,唯有权势;东宫非归宿,实为战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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