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得罪两任北宋皇帝，他为什么这么“刚”

苏轼得罪两任北宋皇帝，只因他心系黎庶，敢言直谏，宁折不弯，此乃其“刚”之根本。

北宋文坛巨擘苏轼，生于仁宗景祐四年（1037年），弱冠之年便与父苏洵、弟苏辙同赴汴京应试。主考欧阳修初阅其卷，惊为天人，本拟擢为魁首，启封见乃门生曾巩之徒，恐涉嫌疑，乃屈居第二。一时名动京华，每有新作，士林争诵。然未几母丧归蜀，守制三年。此段经历，恰如《史记》所载“士不遇时，犹骐骥絷足”，然东坡之才，终难掩于尘埃。

初仕风波

至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，轼复出仕，授大理评事。时王安石变法方兴，新法如潮，轼察其流弊，屡陈时弊。然人微言轻，遂自请外放，辗转密州、徐州、湖州三郡。虽远离庙堂，却得一方清宁，常率吏民治水猎兽，诗酒自娱。其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云：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”，正是此间写照。然轼性刚，不以迁谪为意，反笑对苍生，此等胸襟，已露端倪。

乌台惊雷

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轼迁湖州知州，依例上《湖州谢上表》。文中“知其生不逢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”数语，暗讽新法，触怒神宗。时王安石虽退，新法已成天子亲政之帜，御史台群小罗织“包藏祸心”，轼下诏狱百余日，几近殒命。此即“乌台诗案”之险恶——一纸文字竟可引杀身之祸，士人当以此为戒！幸得仁宗遗妃力保，方谪黄州团练副使。

黄州岁月，轼生计维艰，贷得城东荒地躬耕，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昔日簪缨宰辅，今为荷锄农夫，然其心不坠青云。尝忆道家吕洞宾点化故事：吕祖游长安，见市井小儿嬉戏，笑谓“浮生若梦，何苦营营”，遂以黄粱一枕醒痴人。东坡垦荒时亦悟此理，于《赤壁赋》中写道：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”，将困顿化为哲思。绿蚁新醅，东篱采菊，穷游友朋间，反得大自在。此等境界，非道家“安时处顺”之教不能至也。

哲宗即位，轼虽起复为翰林学士，然刚直如故。元祐六年（1091年），新党再起，轼因谏阻过度废除新法，触怒少年天子，遂贬惠州。岭南瘴疠之地，轼啖荔枝、酿桂酒，致书子由秘云“恐北方君子争请，不复遗此老”。未几更谪儋州，黎峒蛮荒，竟以牡蛎为珍馐。徽宗登基，大赦北归，然舟次常州，病卒于舟中，享年六十有五。观其一生，两遭天子之怒，九死南荒不悔，正应了张三丰云游所言：“真刚者，心似明月照大江，风波愈烈，其光愈朗。”

轼之“刚”，非匹夫之勇，乃源于孟子“浩然之气”。神宗时讽新政，哲宗朝谏朝政，皆为苍生计。其《定风波》词云：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道尽儒者担当与道家超脱。北宋不幸诗家幸，贬谪生涯反铸就《赤壁赋》《寒食帖》等不朽华章。后世读其文，当知真风骨不在庙堂高位，而在心系天下、不欺本心的铮铮铁骨之中。东坡虽逝，其魂长存江海，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终以文字渡尽劫波，照耀千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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