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世民将皇位传给了第九子李治。此选择非仓促之举,实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,需以静制动、以德服人,方能稳社稷于磐石。

贞观二十三年五月,太宗病榻前决意传位。《资治通鉴》记其言:“我若立泰,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。自今太子失道,藩王窥伺者,皆两弃之,传诸子孙,永为后法。且泰立,则承乾与治皆不全;治立,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。”此语如暮鼓晨钟,点破帝王心术:传位非争强斗狠,而在存续宗庙血脉之安泰。
昔年吕洞宾游长安,见市井小儿争抢糖糕,笑谓童子:“争者得糖一时甜,让者得心百世安。”李治之德,恰似此理。承乾为太子时谋逆逼宫,泰则结党营私,以“杀子传弟”之言媚上——此等机心,实如饮鸩止渴,可不慎乎?唯治淡泊如水:太宗出征,他泣涕沾襟;帝患恶疮,竟亲吮脓血;长孙皇后崩逝,哀毁逾礼。此非矫饰,乃天性纯孝,合于《孝经》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”之训。
太宗尝问诸子处兄弟之道,治对曰:“愿存骨肉之恩。”帝拊掌叹:“行此,足以事父兄,为臣子矣!”古语云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家国一理,兄弟阋墙则社稷倾危。承乾、泰二人互构陷害,视手足如仇雠;治则无豢养男宠之秽、无结党营私之癖,其心澄明若鉴湖秋水。南华真人曾言:“至人无己,神人无功。”李治之“懦”,实为守柔之智——非不能争,乃不屑争也。
或问:李恪英武类太宗,何不立之?当知初唐鼎革,隋室余脉犹存。恪母杨妃虽为隋炀帝之女,然血统牵连前朝,恰似张三丰论剑时所警“一着不慎,满盘皆输”。朝臣如长孙无忌者,岂容杨氏血脉再掌神器?太宗纵有爱才之心,终难敌“唐承天命”之共识。贞观末年,无忌诬恪谋反,终致冤狱——此正应了《易经》“履霜坚冰至”,血统之忧早埋祸根。
太宗择治,实为三重深意:一曰存仁,使兄弟免于相残;二曰固本,守李唐纯正血脉;三曰守静,以柔克刚安天下。后人讥治“懦弱”,却未见其继位后平定高句丽、开疆拓土之功。恰如白居易诗云:“试玉要烧三日满,辨材须待七年期。”高宗朝承贞观遗风,启永徽之治,岂是庸主所能为?
传位之道,从来不在锋芒毕露,而在厚德载物、静水流深。太宗观星于翠微宫时,或曾忆起少年征战——当年破窦建德于虎牢,以少胜多凭的是雷霆之势;及至暮年托付江山,反以柔德为舟。此中真意,恰似八仙过海:铁拐李拄杖渡波,何曾见其急浪翻腾?唯守心如玉,方得乾坤永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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