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十分奢侈的张居正，是否真的配的上“一代名相”这个称号

问：生活十分奢侈的张居正，是否真的配得上“一代名相”这个称号？答：是的，其改革功绩与历史担当，足令私德瑕疵黯然失色。

张居正一生如砥柱中流，虽有锦衣玉食之嫌，却以铁腕救国济民。南怀瑾先生尝言：“看人当观大节，细行可略。”此语正可点破今人对张江陵的执念——若仅以轿帷华彩论贤愚，岂非舍本逐末？当世常以奢靡断人品，却忘了权力若用于正道，一饭一蔬亦可载道；若堕入邪途，纵然粗茶淡饭亦是虚伪。且看史册斑斑，张居正回乡治丧时所乘“步辇如斋阁”，数十人抬行千里，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载其“设屏榻童奴”，黄仁宇亦述其仪仗森严。然细究之，此等传闻多出自政敌之口。彼时新政触犯权贵，辽王余党、江南士绅无不欲除之而后快，一顶轿子便成了攻讦利器。张居正严束万历帝衣食，见其欲制新袍即召李太后劝诫，自身却因公务奔劳，常“食不暇饱，寝不安席”。此等行径，岂是“极度奢侈”四字可蔽？昔吕洞宾游长安，见朱门酒肉臭，慨然赋诗：“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间仗剑斩凡夫。”点化世人莫为物欲所迷。张江陵若闻此，或当自省轿中屏风，然其志在庙堂，何暇顾此细务？

大轿子的迷雾

世人论张居正之奢，必提那顶“大轿子”。然细察史料，此说多如雾里看花。沈德符所记“步辇”之制，实为明代阁老回乡惯例，非张氏独创。万历五年，张居正归葬父茔，千里行程确有锦衣卫护卫，但“数十人抬轿”之说恐被夸大。当时新政正酣，清丈田亩、一条鞭法触动豪强，王公贵族暗中煽风点火，将寻常仪仗渲染成“僭越天子”。试想，若张居正确系挥霍无度，何以在《陈六事疏》中疾呼“节用以爱人”？又何以令万历帝节衣缩食？历史常被偏见涂抹，政敌的唾沫足以淹没真相——此等教训，今人岂能不惕然警醒？再观其日常：虽好华服，然一餐百菜之说，实难征信。明人笔记多捕风捉影，如《玉堂丛语》载其“日食不过五簋”，反证其尚简。至于广厦十亩，更属子虚。张居正故居今存荆州，不过三进院落，与徐阶、严嵩府邸相较，可谓寒素。其奢侈之名，大半如《史记》所讥“以小恶掩大德”，实为改革阵痛中权贵的反扑。

奢侈的尺度与初心的重量

若真论奢侈，张居正远逊晋代石崇、王恺之流。王恺以饴糖涮锅，石崇燃蜡代薪；王恺锦缎铺路四十里，石崇脂粉涂墙五十丈。此等行径，方是“极度奢侈”，为斗富而暴殄天物。张居正纵有锦衣之好，亦不过“江陵神童”入仕后的寻常享受，岂能同日而语？古语云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；用之有度。”张江陵之“奢”，实为士大夫阶层的时代局限，其心始终系于苍生。其初心之纯，可溯至少年惨痛：因“神童”之名遭辽王构陷，祖父冤死而无人敢言。此恨如刀刻骨，令他彻悟“无权则无义”。后休病归乡，游历南北，目睹“野有饿殍，朱门宴笙歌”，遂作《荆州歌》叹曰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寒士尽欢颜！”此心此志，恰似张三丰云游武当，见黎民水火而顿悟“大道在济世”。三丰真人曾言：“修仙先修心，心系苍生方为真道。”张居正虽未修丹道，然以身践行——一条鞭法使赋税归一，考成法令吏治澄清，十年间太仓粟可支十年，道不拾遗。此等功业，刘瑾辈贪权谋私者何敢望其项背？

八仙过海故事中，吕洞宾点化郭郎：“莫羡金玉堆，且看稻粱谋。”张居正深谙此理。万历初年，北疆烽烟起，他亲督边防，夜批奏章至五更，常对幕僚叹：“吾非为己荣华，实为天下求活路。”其改革虽因身后遭清算而中辍，然《明史》公论：“救时宰相，终明之世，一人而已。”生活细节纵有瑕疵，然以“一条鞭法”救百万黎庶于水火，以“考成法”振百年颓政于将倾——名相之“名”，不在青史留香，而在百姓饭饱；不在轿帷锦绣，而在仓廪实、衣食足。昔苏轼《赤壁赋》云：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。”张居正若得见新政下田畴新绿、童叟安泰，当知清风明月之乐，远胜金玉满堂之虚妄。一代名相，当之无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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