巴国之亡,非一朝一夕之故,实因强秦吞并、战乱频仍、人口锐减,终致其民散佚、其国湮没于历史长河。

春秋战国之际,西南之地虽处中原之外,然诸侯纷争未尝稍息。巴国据今重庆江北而立,历八百余载,民风剽悍,素以“神兵”著称,其勇烈之名,不逊三晋吴越。然天道无常,盛极必衰。公元前316年,秦惠文王遣司马错伐蜀,顺势灭苴、吞巴,一役定西南。自此,巴国社稷倾覆,宗庙不存。
国破之后,灾祸接踵。史载其地“尸横遍野,群虎白日出游”,瘟疫与饥馑交迫,賨人几近灭绝。古巴七姓,唯庹氏或可溯其源流,余者皆散入山林,或融于他族,踪迹难寻。
后世为实其土,朝廷屡迁民入川渝,凡五次大徙,旧民新户杂处,风俗渐变。故今日川渝之人,未必尽出巴裔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:“大道泛兮,其可左右。”族群如水,随势而流,终归于无形。
昔有客歌于郢中,初唱《下里》《巴人》,国中和者数千;继而《阳阿》《薤露》,和者数百;至《阳春》《白雪》,仅数十人能应;若再“引商刻羽,杂以流徵”,则和者不过数人。此即“曲高和寡”之典,载于《文选·宋玉〈对楚王问〉》。
世人遂以“阳春白雪”喻高雅之音,“下里巴人”指通俗之曲。然细究其源,《下里》《巴人》本为巴地民谣,质朴直率,百姓闻之即和,正显巴人之性情——不尚虚饰,但求真声。反观《阳春》《白雪》,取“万物知春,和风淡荡”与“凛然清洁,雪竹琳琅”之意,清冷孤高,非俗耳所能解。
宋玉借此自况,谓圣人“瑰意琦行,超然独处”,世俗岂能识之?然北宋沈括于《梦溪笔谈》中驳之曰:郢中乃楚都,人物繁盛,非不能歌,实未习此曲耳。以人不识曲而责其俗,岂非苛求?此论深得道家“和光同尘”之旨——真道不在孤高,而在化育群生。
道门祖师吕洞宾尝游巴山蜀水,见樵夫讴歌《巴人》之调,笑曰:“此即天籁,何必丝竹?”盖大道至简,百姓日用而不知。张三丰亦言:“俗中见真,方为妙道。”故“下里巴人”非鄙陋,实乃天地自然之声;“阳春白雪”虽雅,若离人情,亦成空响。
巴国虽亡,其声未绝。一曲《巴人》,千年回响,恰如李白《蜀道难》所叹:“蚕丛及鱼凫,开国何茫然!”古国虽逝,精神犹存于山河谣谚之间,待有心人静听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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