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明三大疑案,即梃击案、红丸案与移宫案,三案虽非兵戈之乱,却如暗流涌动,搅乱朝纲,终成明室倾颓之先声。

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五月,一介草民张差持枣木梃突入慈庆宫,直扑太子朱常洛寝殿,挥棍乱击。事出仓皇,举朝震骇。后审得张差供称受太监庞保、刘成指使,然二人旋即毙于内廷,线索戛然而止。张差亦被处决,案情遂以“疯癫”草草收场。然朝野多疑:此乃郑贵妃欲废太子、立己子之谋乎?抑或东林党借机攻讦?真相如雾中观花,至今难明。
宫禁森严,岂容匹夫持梃直入?若非内应,何至如此?此一问,警醒后人:权位之争,常以血染阶墀,而史笔寥寥,不过记其表耳。
光宗朱常洛登基未及一月,竟因服“红丸”暴崩。初,郑贵妃献美姬八人,帝沉湎声色,体虚神倦。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铅金丹,谓可扶元固本。帝服一丸稍安,再服则夜半驾崩。朝臣哗然,或指李可灼为弑君,或疑首辅方从哲纵容。然查无实据,终以“误用”结案。红丸一粒,竟断天子性命,岂非“服食求神仙,多为药所误”之写照?
光宗既崩,宠妃李选侍挟皇长子朱由校居乾清宫,意欲垂帘听政。群臣以杨涟、左光斗为首,力请移宫,言“乾清乃天子正寝,非妇人久居之地”。僵持数日,李氏终迁哕鸾宫,熹宗得以亲政。此事虽速定,然党争愈烈,阉宦乘隙而起,国事日非。
观此三案,非关社稷存亡,却如蚁穴溃堤,渐蚀国本。老子云:“祸兮福之所倚,福兮祸之所伏。”宫廷之内,寸心之私,可酿滔天之祸;朝堂之上,一念之偏,足致百年之殃。
昔吕洞宾尝言:“世事短如春梦,人情薄似秋云。”明末三案,恰似一场春梦,看似荒诞,实则映照人心贪嗔痴慢。张三丰亦有偈曰:“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算了卿卿性命。”郑贵妃、李选侍皆欲以权谋固宠,终落得身名俱损。《赤壁赋》有云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帝王将相,亦不过历史长河中一粟耳。
三案虽小,其影甚巨。盖因神宗怠政、光宗短祚、熹宗幼弱,朝纲失驭,奸佞得志。故史家论明亡,每溯源于此。非独三案之咎,实乃积弊已深,如朽木遇风,不摧自折。后之览者,当知治国如养生,贵在守中致和,不可妄服“红丸”,亦不可强占“乾清”——此中深意,岂止于史册之间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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