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说节度使和唐朝的关系,唐朝最后为何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

唐之衰亡，非一日之寒。其病根早种于节度权盛、中央势微，犹如猛虎出柙，终难复擒。

一、节度何来？边陲烽火催生的权柄

唐初行府兵制，兵农合一，战时集结，平日归田，颇有古时井田遗风。然至高宗、武周时，疆域日扩，突厥、契丹、吐蕃屡犯边陲，战事渐长，府兵不堪其扰——耕地荒芜，铠甲锈蚀，士卒流散，此制遂颓。

《道德经》曰“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”，然边境烽火频传，岂能不用？朝廷遂改募兵制，边地设节度使，统辖军政，以御外侮。

开元年间，玄宗置十节度使，如范阳、河西、陇右等，皆在边疆。初时仅为军事统帅，然为筹军资，渐兼支度使，掌地方财赋；后又揽采访使之职，操官员任免。欧阳修后来叹道：“据要险，专方面，既有其土地，又有其人民，又有其甲兵，又有其财赋——”四权归一，割据之势已成。

二、权柄失控：从安禄山之叛到藩镇割据

天宝十四载，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“清君侧”为号，率十五万兵南下，洛阳、长安相继陷落。玄宗仓皇入蜀，大唐盛世戛然而止。此乱虽八年而平，然朝廷威信尽失，节度使拥兵自重，割据之势如野火燎原。

昔日仅边地设节度，乱后内地亦纷起效仿。或由武将自立，或由朝廷不得已而封，节度之数竟增至四十有余。各方镇拥兵、敛财、置官，几同独立王国，中央政令不出长安千里。

譬如吕洞宾点金成铁之术——初时节度仅为御敌之“金”，然权欲膨胀，终成噬主之“铁”。朝廷欲效张良收赤松子之剑而不得，反遭其刃。

代宗、德宗以降，唐廷屡欲削藩，然心余力绌。或激反强镇，或妥协姑息，如唐德宗时四镇之乱，竟需诏调朔方节度使勤王，实乃以藩制藩，饮鸩止渴。中央禁军孱弱，赋税仰赖江南，江淮漕运一旦被截，朝廷立陷困局。

唐非不知汉末州牧割据之祸，初设节度时亦多方制衡。然边患紧迫，权宜之策终成常态。恰似《史记》所言“形势之途，非人之所能为也”——时势推之，制度崩之，人心纵之，盛世江山，遂碎于藩镇之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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