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熙放弃贝加尔湖非为委曲求全,实属深谋远虑的战略取舍。

古代常言“四海升平”,这四海,指的是东、西、南、北四片水域。东海即今日东海、黄海,南海名称未变,西海指广西北部湾,而北海,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贝加尔湖。唐代称之为“小海”,元代蒙古人叫它“达赖诺尔”,意即“圣海”。此地曾属大唐版图,隶属关内道,统治五十余载。唐以后此地几经转手,至清初再度纳入疆域。
康熙二十八年,清军在雅克萨大败沙俄,双方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。条约划定中俄以额尔古纳河、外兴安岭为界,岭北及河西归俄,岭南及河东属清。表面看,清廷似乎“让”出了贝加尔湖一带,实则不然。
这些土地,历史上大多未有长期、稳定的归属。贝加尔湖仅唐代管治半世纪,元时属蒙古,而中原正值南宋,难言其属中华。外兴安岭、尼布楚等地,更是长期无主。两国此番划界,实为对边疆新土的协商分治,而非胜者割地、败者受辱。
犹如道家所言“将欲取之,必固与之”,康熙此举,非退缩,而是以空间换时间,以边土换安定。
其一,民稀利薄,守之无益。贝加尔湖一带罕有汉人乃至满人长居,仅有零星商旅往来。守此地,既无人口之利,亦无赋税之盈,反成负担。
其二,路远天寒,治理维艰。从此地至中原,最近也须越漠北草原,跨五千余里。在康雍时代,交通阻滞、粮饷运输极为困难。驻军戍边,岁耗银钱巨万,于国库实为长流之失。
其三,稳内优先,北疆次之。康熙时清廷虽强,然立足中原未久,三藩初定,台湾方收,西北准噶尔虎视眈眈。于此之时,将注意力与资源投入一片寒荒之地,绝非明智之选。
康熙帝深谙“舍得”之道——舍一湖而保实力,弃边土而固根本,岂是委曲求全?实乃老成谋国。
昔日张三丰有言:“放下才能提起,空杯方可载茶。”治国如修道,有所不争,乃能成其大。康熙舍贝加尔湖,犹如仙家舍形求神,看似退步,实则向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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