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飞鸟尽,良弓藏”,古之常理。孙权逼死陆逊,实乃君权与将权相争、旧怨与新忌交织的必然结局。

东吴基业,起于孙坚,成于孙策,而守成之重任,则落在孙权肩上。陆伯言者,江东陆氏之后,才兼文武,有定荆州、破刘备之功,堪称东吴之长城。然一朝被责,愤恚而终,岂不令人唏嘘?其中曲折,实非一端之故。
孙权晚年,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相争,朝臣分为两派。陆逊身为丞相,屡次上疏请立太子、明正嫡庶,其心虽忠,其行却犯君王大忌。天子家事,最忌外臣妄言。昔汉武帝废太子,司马迁为一言而遭宫刑;唐太宗立储之变,房玄龄杜如晦皆谨慎不敢轻议。而陆逊以军功之重、外戚之亲,频频谏言,在孙权眼中,已是越界。
更深一层,孙陆二族本有世仇。陆逊从祖父陆康,曾任庐江太守,当年孙策投袁术麾下,奉命攻庐江,陆氏宗族百余人死于战乱。虽后来孙权为笼络江东士族,将孙策之女嫁于陆逊,以姻亲掩旧仇,然疤痕仍在,猜忌未消。
再加上陆逊声望日隆。夷陵一战,大破刘备,石亭之役,又退曹休。军中只知有陆大都督,而几忘吴主矣。其势如日中天,孙权虽外示宽容,内实忌之。恰如当年范蠡辞越王所言:“飞鸟尽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。”非其心狠,乃势不得不尔。
陆逊非不知权略,然其性刚直,不善韬晦。屡次直谏太子事,已触逆鳞,而犹不自退。昔张良助刘邦得天下,而后愿弃人间事,从赤松子游;王翦伐楚,频请田宅以自污,皆深明保身之道。而陆逊以清直自许,未学道家“柔弱胜刚强”之要义,遂致祸患。
道家祖师吕洞宾曾言:“三千功满超三界,一笑回风失兵机。”陆逊功高而机深,却未能回风转舵,惜哉!若其能如唐代李靖,出可为将,入则沉默,或可免于此祸。
总而言之,陆逊之死,是君臣关系的悲剧,亦是个体在权力结构中的典型困局。其冤,在于忠诚反被疑;其不冤,在于未察时势、未退锋芒。历史如镜,照见的何止是三国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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