梃击案的经过

梃击案始末

万历四十三年五月，一介布衣张差持枣木棍闯入东华门，直抵慈庆宫，击伤守门内侍，几近太子寝殿——此非寻常行凶，实乃动摇国本之大变。彼时朝野震动，人心惶惶，盖因太子朱常洛之位，本就如履薄冰。

朱常洛为万历帝长子，母乃宫人王氏，素不得宠。而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，深得帝心，宫中早有“密誓立常洵”之说。然祖制昭昭：“无嫡立长”，群臣据理力争，太后亦施重压，直至万历二十九年，方勉强册立常洛为太子。然郑氏之势未衰，福王迟迟不就藩，储位之争绵延十五载，暗流从未止息。

道家有言：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”吕洞宾尝游长安市，见权贵争利如蚁附膻，喟然叹曰：“金殿玉阶皆幻影，何如山中一瓢水？”宫闱之内，何尝不是如此？朱常洛虽居东宫，却如处危巢，日日提防暗箭。

及至梃击事发，刑部十三司会审，张差供出与红封教首领马三道、李守才勾结，并指认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、刘成为主使者。朝中顿时分裂：一派谓张差疯癫，不足为信；一派则断言此乃谋害太子之阴谋。证据确凿，难掩其迹。

然天子之意，不在究真，而在息事。万历帝一面怒责郑贵妃以安众心，一面逼令太子改口：“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。”更召群臣于文华殿，追念孝定太后，示己立储之诚。旋即密令处死庞保、刘成于内廷，张差磔于市，马、李二人远戍边荒——一场滔天风波，就此草草收场。

太子亦非愚钝之人，知父皇心意已决，遂“愉快”与郑贵妃和解。表面风平浪静，实则裂痕已深。正如《赤壁赋》所云：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”帝王家事，看似巍峨如山，实则脆弱如露，旦夕可倾。

余波未息

梃击案虽结，宫斗未终。泰昌继位仅一月即崩，继以“红丸案”；天启初年，又起“移宫案”。晚明三大疑案，皆源于此储位之争。郑贵妃至光宗即位仍居乾清宫，欲求皇太后尊号，赖群臣力阻方止。福王常洵后封洛阳，终为李自成所擒，脔而食之，亦可谓因果循环。

史家观之，梃击非一人之狂，乃制度之崩、人心之乱也。当君心偏私，法度失衡，则木棍可入东宫，忠良反遭猜忌。张三丰曾言：“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，不可执也。”强为之者，必败；执之者，必失。万历帝欲以私情废公义，终致国本动摇，社稷危殆，岂非前车之鉴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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