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八旗军去了哪儿?何以湘淮渐成主力?说到底,不过是时势流转,军制腐朽,新力代兴而已。

明末清初,辽东战场上明军节节败退,丢盔弃甲者不在少数。可那时哪个汉人能想到,不出数年,天下竟归了二十万八旗军?说起来,以二十万之数统御亿兆之民,清廷自己也知力有未逮。
于是入关之后,清廷将半数八旗屯驻京畿,号称“禁旅”,余者分防各地要冲——省会、边关、漕运枢纽,无不在其列。至乾隆年间,已设十四处驻防将军,如盛京、吉林、杭州、广州等地,每处屯兵数千至一万不等,星罗棋布,控扼天下。
然而幅员辽阔,战事频仍,自三藩、收台、抗俄至平定准噶尔,八旗兵力日蹙,只好仿明制设“绿营”,收编降军,充作辅助。至康熙以后,绿营渐成常备,规模达六十万之众,三倍于八旗,分驻各省,受提督节制。
然其兵制,仍袭世籍:父死子继,兵皆世袭。初代或尚有英武之气,二三代则多腐化颓唐,一如《道德经》所言“师之所处,荆棘生焉”,兵久驻则民疲,军长闲则气靡。
清廷发饷养兵,看似优厚,实则无田可耕、无事可操,渐成冗兵。绿营兵士甚至兼充杂役,收税押银,甚而欺压百姓、抽鸦片、开赌档,军纪荡然无存。
至乾隆时,虽外战屡胜,却多是以众凌寡、仗势欺人,伤亡常倍于敌,早显衰态。曾国藩后来在《议汰兵疏》中直指:“各省绿营兵勾结盗贼,吸食鸦片,聚开赌场”,虽出自政敌之口,却非全无依据。
待至太平军起,咸丰帝远在京师胡乱指挥,八旗绿营调度失灵、战力萎靡。曾国藩、李鸿章藉团练之制,募乡勇、立湘军、建淮军,以儒家纲常为纪,以地方豪杰为骨,遂成新锐之师。
这倒令人想起道家吕洞宾修道之路:原为儒生,屡试不第,后遇钟离权点化,方转而修真,终成八仙之一。时运不改,人难自强;形势既转,新机自生。
至于鸦片战争中,英舰沿海游弋、炮轰城池,清军空有二十万之众却无从发力,更显传统军制之僵。曾国藩早年尚以为若英军登陆,“八旗绿营犹可一战”,至后来亦深知其弊,转而大力推行湘淮新军。
此后平捻、御外,皆赖湘淮之力。八旗绿营虽未尽废,然早已退居次要。军制如此,国运亦然。晚清颓唐,非无兵可用,实无可用之兵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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